晚清

五一我专程去江门新会,拜访了下梁任公的故居,并且顺路到翠亨孙中山的故居看了看。这两个晚清影响巨大的人物,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关于历史上的任何事,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会给一个基本的定调,比如某些人有什么贡献,某些人有什么影响等等。

可惜这些东西往往被一些背后的东西操控着,并不能给出真实的结论,特别是对近一段时期还有影响的,或者当事人还在,如果是重大事件的当事人,那么他们一定身居要位,对这些人和事的处理和定性都会趋向于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方向。

人的想法是个复杂的东西,但是人群的想法,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如果有人善于观察总结这些规律并加以利用,那么就可以做许多事。对于人群行为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取向,或者说是舆论思潮。

梁启超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处在权利风潮浪尖的人物,一般善于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或者叫造势,利用人群中的某些内在的东西,轻轻激发点拨调整,从而改变事物进展的方向。

梁和孙两个人现在的地位和评价,很好了体现了这些观点,孙被不切实际的夸大,而梁则被严重的忽视。而当时他们两个产生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去过南京的中山陵的人,都会有感于其气魄宏大,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墓,恐怕都要甘拜下风。

孙中山早年的时候曾经上书过李鸿章,陈述利弊,希望变革,当时他多半是想谋取一官半职,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非纯粹的革^命,后来可能是不得志才转向推翻清王朝的

坦白的说,孙并不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进行过无数次的革^命,但是没有一次成功,辛亥革^命的胜利也跟他没多少牵连,当时他还在国外,一开始听到还不相信,他的大总统完全是白白捡到手的。当时中国的局势他也控制不住,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

后来的军阀混战过程中,他也没能脱颖而出,被排挤到边缘广州,而且还面临着部下的叛乱。而当他死后,蒋介石打着他的旗号,很快就统一了中国。孙的才能从中可见一斑。

后来蒋之所以大力鼓吹孙的思想并称自己是其追随者,多半是因为他能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通过鼓吹孙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蒋本身并不怎么认同孙的意见看法,他所做的,只是利用其影响来改变整个人群的行为,某种程度上,蒋跟李鸿章有些相似,不拘于形式,而能真正做事情。

对于理论方面,孙的贡献虽不大,不管是出自于自己还是从别处拼凑借鉴,毕竟也提出了一些有用的理论,比如基于当时中国国情,社会混乱,民智未开等提出建-国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还有包括所谓的三.民-主.义五`权分-立等思想,这些后来被蒋部分的贯彻实行。

总的来讲,孙虽然有一定贡献,但被不切实际的夸大了,宋教仁评论他说“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黎元洪也说,“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

梁启超对他的评价稍微正面一些,“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只是对他做人方面的一些肯定,并没有论及他的贡献。

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之后,香港首先被割让了出去,所以广东离这些洋人比较近,容易接触一些新的思想事物,我想梁和孙都出现在这边,并不是巧合。

晚清人才辈出,国家羸弱,这些人都存着报振兴民族的信念,根据主张理念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几个派别。

首先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李鸿章就像前面所说的,是被社会舆论给扭曲了的一个人,客观来说,李是一个很值得钦佩的人,有胸襟,有手腕,做了许多实在的事情。他的坏名声,主要来源于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人们需要一个替罪羊,另外许多条约都是由他来签订的,所以人们也把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罪责归咎到他的身上。人们没有看到的是当时的国力虚弱,不从大局出发,不归咎于己,而归咎于尽力斡旋争取的李的身上,这也是所谓整体民智不高的体现。

洋务派是最早开始引进学习西方技术的,他们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外国人,而是国内的保守派,长时间的天朝自大的观念,想要贸然改变,确实很难,这就是所谓的大趋势,舆论以及社`会思^潮,经过多年的坚持努力,许多年轻人接受新思想的教育,到了190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大为改观了,这点可以从清廷开始重用留学人员看出来。改变一个民族的观念,至少要几十年,一两代人才行,顽固的旧思想者逐渐去世,而接受新教育的年轻人开始接管社会,变`革就被扭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洋务派做出最大的改变,不在于开设多少工厂,修建多少铁路,而在于通过引进这些事物,改变整体民众对西方事物的接受,在上层跟各种顽固守旧势力辩论探讨,下层则开办学堂,招收工人,铁路和工厂,不止对参与其中的人有影响,也对周围人对于西方技术的认识。

另一个对中国传统观念最大的刺激是日本,甲午中日战争失败,让所有人意识到旧的方式不行,必须进行变革。鸦片战争只是激起一点波澜,甲午中国战败,一直不放在眼里的小国日本通过西方技术维新图强,则让所有人一下惊醒。随后爆发了所谓的维新变法,梁启超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对后续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康有为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物,他的人品并不太好,当时的变法过于激进,而且缺乏长远眼光,他本人的思想也很传统,对于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则完全不懂。

梁于变法之后流亡日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这时候也是他一生的黄金时期,发表了许多影响深刻的文章,向中国介绍了民~主、立^宪等这些先进的政^治理念。梁的名声也是这段时间起来的。

梁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随着见识增长,逐渐改变自己的理念,早期追随康有为保皇,后来与孙等人讨论后认为需要进行革^命建立共`和政*体,后来游历美国后又认为中国不适合美式共*和制^度,通过君^主立~宪,逐步过渡,最终实现民~主共和,希望通过改良进行政^治改`革,这时候跟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梁当时观点很清晰明确,甚至预测到了暴-力革^命后导致的军阀混战,这场论战,其实意味着中国有识之士对政_体国_体的思考,以及如何改变几千年帝制的考量。革^命`党当时并没有多少深刻的看法,大部分都过于牵强,但是通过这个辩论,其中的思想理念,对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启发还是很大的,许多一开始迷信革^命的人转而开始拥护梁的主张。

在这些舆论趋势的影响下,清政府为了维护稳定,不得不进行改变,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试图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考察结束后的报告奏折,实际上是找的梁启超和杨度草拟的。这场改革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在缓慢的推进,直至到辛亥革^命终止了它的进程,并不能算是失败,它只是夭折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孙的功劳,大部分是梁的文章所造的趋势,胡适评价说,“阅报时,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梁所推进的,是一次思想的革^命,就像洋务派早期遇到的守旧势力一般的传统思想,是对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革^命,他推翻了传统中国士大夫那套理论方法,引进了新思想,开启民智,对于中国人的思想启蒙起着重要作用,影响了整整一代读书人,日本之所以快速相应改变,就在于其国民思想负担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没有顽固思想的阻挠,李鸿章也许早就取得了变革改良的胜利,政^治的根本在于人心,人心齐,则任何事情都好做,欲变革体^制,引进技术,不能单靠行政力量强推。人心到了,上层不用行动,所有人都会主动要求变革。从这一点上来看,梁功莫大焉。

可惜民国建立后就不是梁的天下了,虽然他当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务,但事实上并没有实权,也没有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他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后来袁复辟帝制,梁与蔡锷等与之决裂,再造共^和,后面军阀混战中梁更是没有多大的影响了。梁本身书生气太重,在具体政治参与细节上,还是有很多欠缺的,就像卢梭一般,政治主张理想化居多。

毛早年读书时很崇拜梁,并深受其的影响,1958年曾评论梁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毛的评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梁死后,由于国民党当政,像胡汉民这些人恨透了康梁,早期革^命派跟保皇党的争执中,无论是募集资金还是政^治论战,都处于下风,胡更是咬牙切齿的说康老儿如何如何,梁也被他列入同党,所以当时蔡元培提出要国民政府发褒扬令褒扬梁任公的时候,胡汉民极力反对,后来共•产#党上台,前几十年颠倒黑白,民众无法得到正常的教育,思想禁闭,这些历史和事物,都退居幕后。

甚至直到今天,梁的巨大影响以及他所做的贡献也并没有处于它应有的地位。但是随着人们思想日益开放,信息越来越容易获得,以及知识界的人对于历史开始客观的考证,我想梁任公有朝一日,总会得到应有的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