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很长，本来是打算拆成两篇的，觉得有点麻烦，而且这两部分的内容拆出去之后又显得有些单薄，就放到了一起，分成了两个章节，方便阅读。

do ut des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传统的宗教。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宗教观念与古罗马的宗教观在底层逻辑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型宗教，而更接近于一种高度世俗化的功能性多神体系。
这种功能导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连神学的边界都被彻底消解了，在中国，不同宗教体系的神甚至可以互相客串，对于信徒而言，神祗的出身和教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解决问题。
这与罗马人所谓的“do ut des”（我给是为了你给）宗教观是一样的，将神人关系定义为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契约交易。这种模式不要求发自内心的虔诚，只要求外部形式的精准。只要你按照规矩供奉了香火、行了祭拜之礼，完成了特定的仪式投入，神明就理应提供相应的庇佑作为回报。
这种极致的实用主义，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信仰生态，人们不关心教义的真理，只追逐单纯的灵验。最起码花钱买心安，跟中国人传统的花钱办事的心态是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宗教行为视为一种对超自然权力的贿赂，哪里灵就去哪里拜。
这正是该体系在逻辑上的重大隐患所在。
当我们把神人关系简化为交易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类似中世纪赎罪券的逻辑陷阱。如果神明的庇佑可以通过香火钱或仪式来购买，那么罪恶和过失自然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来抵消。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存在一个全知全能、不可收买的造物主来审视内心，而是认为神明仅仅是一个拥有神通的“办事对象”，那么宗教对道德的约束力就会荡然无存。
因为在纯粹的交易逻辑下，道德不再是绝对的律令，而变成了可以谈判的成本，只要我付得起“香火”这个代价，我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豁免“作恶”的后果。既然多拜几个神就能多几分保险，那么内心的道德自律，在性价比上自然就远不如一场重大的祭祀来得实惠。
因此，虽然历史上的宗教都在劝人向善，但在这种泛功利化的氛围中，其实际的道德约束功能被大大稀释了。它更多时候被做成了一门生意，人们关注的是形式是否到位，而非内心是否通过信仰获得了净化。归根结底，只要仪式完成了，交易就达成了，至于道德，往往就成了次要的附属品。

而真正的有信仰的基督教徒，则是恰恰相反。

按照伊拉斯莫的说法，真正的信仰发自内心，是一种个人与上帝的直接联系，而不是依赖于外在的仪式。一个人是否是好基督徒，取决于他的道德行为，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基督的爱，宽容和谦卑，而不是参加了多少次弥撒。
用中国话说，也就是说不是烧了多少香，做了多少次放生，搞了多少场法事，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信仰以及日常的道德和善行。

这种真正的信仰是一条艰难的路径，需要践行很高的道德标准。而传统的宗教，恰恰是利用了人性的懒惰与贪婪，提供了一条走捷径的道路，通过简单的仪式，做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易。

所以这种传统的宗教无法约束人的道德行为，就像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义和利的两面性，你可以从道德道义的角度出发来做抉择去处理一件事情，也可以完全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选择。而大部分中国人的道德并没有受监督约束，只会选择纯粹的利益。

我们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信仰的缺乏，整个国家陌生人之间都沦陷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丛林社会。
当所有人都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每个人的追求都是金钱的这样一个完全拜金主义的社会里，在经济好的时候，金钱的流动掩盖了道德的贫瘠，大家可能还能稍微好一点的和睦相处。但经济一下行，繁荣的泡沫退去，赤裸裸的人性贪婪与自私就失去了遮羞布，各种为了逐利而践踏道德底线的社会问题便集中爆发了出来。

比如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前面有一个老人摔倒了，你现在敢上去扶吗？
想必很多人都不敢吧，除非周围有摄像头或者说其他的设备记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就当没看见直接走过去。
这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变得不善良了，而是因为这些少数的道德沦丧的人，利用其他人的善意，好心上去扶他的时候，反而倒打一耙讹诈你，说是你把他撞倒的，要你赔偿他大量的损失和医药费。
正是这种少数的坏人寒了所有善良人的心。这种行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让我们整个国家的人变得冷漠、自私、处处设防，对于陌生人完全不敢轻易的相信。
有人说，这是因为基层执法和稀泥，只为尽快的平息事端，怕那些老人去闹，只要完全公平公正的处理这些事情，通过严刑峻法来打击这种行为，形成一种威慑力，使得这些道德沦丧的人再也不敢去讹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执法，可是怎么来保证所有的这些事件都被正确的证实呢？毕竟监控摄像头也不是完全的无处不在，那些讹诈的人也会去观察周围环境确认有没有被记录下来。
而且这种道德沦丧的人只要存在，他们就不会在简单的摔倒的时候讹诈你，还会用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干这些不道德的事情
严刑峻法只能打击的了一时一事，只要这些人内心的价值观不改变，他们总会找到各种各样坑人的方法，而且是更加隐蔽的方式，甚至不一定在我们眼里显得过于无耻。
比如给自己上学的小孩子的老师送礼物，做手术时给医生塞钱这些行为，会逐渐的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送，因为你不送就意味着自己有可能不会得到很好的对待。这种情况下学校医院这些组织就会不断的腐化沦陷，越来越唯利是图。
再比如工程招标，有一些人通过行贿的方式获得了项目，而那些正儿八经踏实做项目的人反而得不到机会，这种不公平就导致了其他人不得不也去行贿，最终大家比的都是怎样搞关系怎样送钱而不是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甚至偷工减料以获取利润，进而通过行贿获得更多的项目。
再比如电商平台，卖家通过返现或者免单等方式贿赂买家，以便给他们刷好评获得流量。这样每个人为了短期的利益就破坏了长期的利益，导致整个平台的评价体系无法正常运作，商家就会花空心思研究这些歪门邪道，而不是想办法优化产品提高自己的服务和品质，这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没有人愿意花时间精力去优化产品了。
而在西方社会这些事情却很少的发生（然而他们最近也因为教会衰微，道德开始逐渐的沦丧），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教会来约束人心道德，尽量不去做那些不道义的事情。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有一个上帝在上面盯着，以及对下地狱的恐惧，总能提高一些他们的底线。
人的本性都是差不多的，不是说西方人就一定比我们道德高尚，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整体氛围。
就像我们上班，在一个好的团队每个人都热心帮助他人，一起同心协力想方设法解决问题，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进了这个团队也会跟其他人一样自发的热心助人。
相反，当你进一个很不好的团队，大家都在勾心斗角，如果你善意的热心帮助他人，出的成果被其他人据为己有，出了问题还反咬一口诬陷都是你干的，那你会不会非常愤怒沮丧，进而变得冷漠自私呢？这样就会变得凡是没有被指派的工作一律不干，明明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事不关己绝对漠不关心，反正就是工作嘛，混一天是一天，只要发钱就行。
这就是团队氛围形成的影响。而我们前面讨论过基督教会，就是一个好的团队，能形成一种友爱互助的底层社区，它还能自发的约束每一个人提高他们的底线标准，真正虔诚的信徒是不会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的，而且还会大声的对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批评，处罚那些不道德的人。
整个教会的自发传播机制就使得这个团体形成了一个正向的维持友好氛围的循环，不停的同化，每一个加入的人，使得他变得友爱互助，这些友爱互助的人，又不停的感召其他人。而上帝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约束整个群体人的道德底线，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
在我们中国这个每个人都是精致的利己者的社会里，即便大家一开始都是友爱互助的团体，偶尔出的这些坏人也会逐渐的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冷漠提防，更加的丛林化，人与人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猜疑链，进而不停的跌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更悲哀的是，我们也没有一个自我净化的机制来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国家层面的严刑峻法只能约束得了一时一事被抓到的行为，但触达不到人心道德层面。
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利用教会这个群体潜移默化渐进式的改变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行政成本。在他不断的自发传播和壮大的过程中，这个友爱互助的社区就不断的传播壮大，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就不断的被拉升，整个世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被教化改善。
我们儒家的理论当中的仁义道德也可以跟这个教会很好的结合，就像传统的外儒内法一样，可以儒家为表，教会为里。中国人讲究实用主义，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基督教会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融入我们传统的很多理论思想挂上儒家外衣，形成一种本地化的分支。
而且义利也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的，易经中说，“义者，利之和也”。在遵守道德道义的同时，适度的获取一些正当的利益，也是很符合人性的正常商业行为，而不能像传统的某些迂腐的儒生说的那样完全对立的非义即利的零和博弈。

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就是上一篇文章我们讨论过的孟子所谓的“有恒产而进而导致人们有恒心”,也就是说大家都吃饱饭了、有产业了，那么自然而然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就提升了。
如果以孟子那个战国时代的眼光来看我们现代中国的情况，那我们的物质水平应该算是极大的丰富，在他眼中就是一个极度富裕的社会。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念并没有极大提升呢？
首先，我们的物质极大丰富并不意味着不劳而获，每个人都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劳动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假如孟子时代的一个普通人穿越到现在，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看起来很脏很累的活，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完美的工作，并且乐此不疲。因为人对于工作好坏的对比，一般都是跟之前的经历来对照的，而不是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标准。我们国家现在很多看起来的脏活，对于那些穷国来说可能就是很好的工作；而对于欧美人那些看起来加班很累的工作，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人可能认为就是很好的工作。也就是说，人都是慢慢地从勤奋走向安逸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孟子时代的人穿越过来可能会很努力地奋斗，但是他的儿子就不会去做那些脏活累活了。这跟我们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样的，父辈可以不怕苦、不怕累，而到了小孩子这一辈就不愿意干了。国家也是如此，欧美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进入了不愿意干重活脏活的时代，我们国家未来很可能也会这样。
这些懒惰的人不可避免的就会想办法偷懒，进而降低道德标准，比如工作上偷懒耍滑甩锅，又或者通过搞关系贿赂获取某个闲职，或者吃回扣，虚构项目套利等等。
整个商业社会也有很多灰色操作的空间，像商品以次充好，工程偷工减料等，这些为了利益而践踏道德的行为，在我们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商业世界并不能避免。而且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还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这些更高级的人生享受，所以就不可避免的为道德滑坡提供了空间。特别是受经济下行影响、资源变少的时候，各种不当行为就更加明显。
所以，孟子那种简单的“有恒产就有恒心”并不能简单套用。除非将来有某种机制，比如我们之前文章讨论过的大量工作自动化，很多脏活累活都不需要人做了，甚至我们可以提供基本的底层福利，保证每个人衣食无忧。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可能自然而然会变好一点，至少没了生存压力。虽然每个人仍希望获得更高级的享受，但这需要付出额外劳动，这是在道德范围内可接受的。毕竟天天躺平在家里刷手机也没人管，虽然保证不了绝对的高尚，但至少提供了一个简单的道德底线。这种自动化也就可以形成某种我们可以称为“科技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提供一些兜底的福利机制的原因，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有一顿饭吃，就可以避免他们的铤而走险。在欧美历史上教会很大程度上就提供了这种保障机制，一个饿着肚子的人知道去教堂可以混一顿饭吃，因为教堂对很多人来说是平等的，可以毫无压力地走进去。对于正规的政府机构，虽然说你真的走进去他们也会帮你，但大部分人是不会或者不敢往那里去的，毕竟去这些场合会在官方留下记录。
另外，我们再讨论一下上篇文章说的，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毫无底线？这是有原因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儒家提供的“礼义廉耻”机制。至少那种买东西不给钱的行为，我们都认为是不道德的，被人知道了会感到羞耻。这种羞耻感产生的群体道德约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一定的兜底机制，道德水准至少没有那么低下。
另一个原因是，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们都知道道德的重要性。表面上有儒家这一套口号，暗地里有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的惩罚机制，通过法律规章形成一种威慑。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强制的信用体系。虽说不能提升人的道德上限，但是却可以约束人的道德下限。即便我们的县官是一言堂，生杀大权掌握在他手里，但是他也知道什么行为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至少有一定的、朗朗上口的儒家道德标准。这就形成了官方层面的道德价值体系，通过礼义廉耻，也就是群体性的道德谴责来进行约束。
能形成这种机制，也说明我们中华文明毕竟有可取之处。虽然我们没有进化到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时代，但在传统几千年里，这套道德标准机制也不能算太差。
但如果我们仔细深入去看这一套机制，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们传统的道德约束靠“礼义廉耻”和群体性谴责（也就是面子机制），在另一些不道德行为面前就不会起作用——比如说贿赂。因为这种事情是私下偷偷摸摸进行的，是你情我愿的行为，只要双方保密不被人知道，那他就不会受到什么道德谴责。而地方统治者们往往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被知道就不会管，甚至他们自己本身就在从事这些交易。
偷了东西或买东西不付钱，肯定有人吃亏，吃亏的人一定会闹出来，那么官员们就得去处理。但对于贿赂这种交易，两人互惠互利且保密，就基本没人管了。这种行为虽然从长远看对整个国家或组织形成了一种腐化作用（损害长远利益），但符合私下交易两人的短期利益，又影响不到其他人。虽然大家也能看到这种行为不道德，但很多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官僚系统不可避免地逐渐腐化。到了王朝末期，就像一台机器零件不停锈蚀，很难形成有效的组织动员，稍微发生民变就很难控制住，这也是王朝几百年周期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综合了宗族机制导致的人口不可避免的大爆炸，再加上没有道德约束导致的官僚系统不可避免的腐化，也就导致了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循环。而西方之所以没有这些周期，最大原因可能就是教会，这个底层土壤既能约束道德、减缓政权腐化的速度，又提供了一种底层互信的机制，避免了狂热的人口扩张和军备竞赛。

alea iacta est

当前也有一种声音，把中国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归咎为体制，认为一切都是专制导致的，民主可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恰恰他们颠倒了因果。正是因为我们这种底层的唯利是图才导致了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够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推行强制信用才使得各项工作得以开展。
而民主正是在基督教这个互助友爱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民主不是他们形成这个社会氛围的原因，而是这个社会底层结构自下而上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
正是因为这种舍本逐末，把因果关系搞反了的原因，我们在民国的时候尝试对国家进行民主化，直接进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实践，才会失败。
民国初期人那些人对民主宪政的理解不可谓不深刻。现在去看看他们那些人的文章理论，看上去也是头头是道，甚至不比我们现在社会的平均认知水平差。
然而，他们却失败了，国家四分五裂走向了军阀混战。
这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这种逻辑。在一个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去牺牲自己部分的好处。当然，不乏有几个大公无私的人，为了整个国家着想，可总有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利益想方设法的往这些人身上抹黑，为自己自私的行为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惜挑起战乱。
西方民主的基石，是基于教会土壤的信任与友爱。就像家人之间即便争得面红耳赤，也互信对方不会加害自己，并愿为共同利益妥协。这种基于“友爱互信”的底层机制，使得政治辩论能停留在建设性的层面。
反观我们，若缺乏这种类亲缘的信任环境，当陌生人、特别是政治对手之间产生分歧时，便会陷入无尽的猜疑链。加之几千年权谋文化的影响，最终往往演变成互相拆台、甚至使用阴暗手段的恶性斗争。凡是对手的政治提议，无论是非对错一律反对。
而且他们会大公无私的公平公正的去选国家领导人吗？显然不是，民国那些议员只要给他们钱，让他们选谁就选谁，还无耻的大摇大摆的把这种交易摆到台面上。
地方上每个人也都想着自己的利益，琢磨自己的地盘，甚至把铁路轨道修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防止其他人进来。
在这种每个人各怀鬼胎的情况下，大家是不可能以国家大局为重的。渐渐的，大家就会发现，在这种利己主义为主的丛林社会里，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谁的拳头硬谁的枪杆子硬才能说了算，于是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山头林立的军阀混战。
这样打了几十年，经历了无数鲜血和生命，终于打出一个强大高效的组织统一了中国，这个组织之所以能有威慑力，能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靠的是一场场战争和无数战士的牺牲凝聚出来的权威。
而贸然的把这种权威给拆掉，实行所谓的民主，只会重新给国家带来战乱，导致新的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甚至被外人趁虚而入。
不信就看看我们现在周围的整个社会环境吧。它比民国的时候好了哪里呢？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变得互助友爱了吗？大家都自发的形成了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了吗？
看看我们那些电影，电视剧和小说吧。大部分的核心理念是在讲大家一起沟通协商处理纠纷吗？不是的，这些电影，电视剧和小说，无非都是在讲，主角想方设法变强，然后打败所有人，最后自己说了算。
又或者是几派人，其中一派是好的，无非是好的一派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击败其他几派然后自己这一派说了算的故事。
这些文化作品无一不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本质上还是独裁，所谓的成王败寇，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是独裁者，极度缺乏平等协商意识，渴望拥有绝对掌控权以获得安全感。
在这种文化观念，以及整个社会利己自私的思潮之下，实行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真实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当前几个华人为主的地区吧。
先看香港的民主实践，很明显它不能很好的工作，最终演化了成为了互相拆台，根本无法有效推动事情的进行。
而新加坡则是推行威权统治，使用严刑峻法来约束整个社会的行为，这反而使整个国家治理的很好。
这两个地区都说明了民主不适合华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的利己主义为中心的人。
唯一稍微有一点例外的是台湾，他们的民主似乎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我们要意识到，他们都是在吃小蒋时代留下的经济发展的老本而已。后边这些年似乎没什么进展，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类型的不怎么作为的政府应该都可以胜任。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台湾的人和人之间是非常的友善的。网上很多人都说，跟台湾的女生一起聊天的时候会感觉很舒服。这种舒服就源自于他们社会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友善，那种说话做事的风格，自然而然的就固化在每个人的性格当中。
而这种友善跟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的这种友爱互助的社会是有一定的异曲同工的，尽管他们的友善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大家都是隐藏更深的精致利己主义。
也许正是这种表面上的友善，才使得他们能够实行适度的民主吧，这点确实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形成这种风气的。
不过对于台湾还不能下定论，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等他们经济不好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样子，能否解决掉各种危机。

我们再回到自身，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民主在欧美的发展，是一种自底而上的自发的自然而然的机制，那么它的形成也是要靠我们自底向上的从底层一步一步来建立起来。
而不是贸然的自顶向下，拆掉了中央的权威，为了所谓的民主而民主，这样子只会导致无序和战乱。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和政体。也就是说，所谓的民主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药。
我们再看一下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一开始不也是民主共和的吗？难道希腊人就不聪明吗？他们出了那么多的哲学家，有那么璀璨的文明，还是不可避免的从民主滑向了专制。
罗马人难道就不值得称赞吗？他们伟大的法治精神，公民的荣誉感，这一切也无法阻挡他们不可避免的从共和国走向了帝国。
苏格拉底和西塞罗这些历史当中闪耀的名字，都在这个不可避免的民主共和走向专制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难道那些被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智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就比希腊人罗马人强吗？那为什么他们就能走向民主宪政以及近代的科学和工业化呢？
所有这一切一切的核心，差别就在于基督教这个土壤。中世纪以后的西欧，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教会这个机制来约束精神文明，管理人的道德。
而希腊和罗马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中国一样，没有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没有底层的这种道德约束和友爱互信机制。

按照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当中的说法，美国民主之所以能成功，能够维持自由而不陷入混乱或专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地理位置，也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民情（Mores），其中宗教信仰又是民情的核心。
引用他的一些言论：

“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与社会管理，但必须被视为他们的第一政治制度。”
“法律允许美国人做一切事情，但宗教阻止他们想做一切事情，并禁止他们敢做一切事情。”
“在民主国家，人们有着强烈的物质欲望，宗教的主要任务就是净化、调节和节制这种对物质享受的过分热爱。”
“大多数宗教实际上只是把人从尘世的一般欲望中解脱出来，把人的灵魂带到比感官享受更崇高的领域。”
“如果必须在法律和民情之间做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法律不如民情更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
“宗教使人养成待人处事都考虑来世的一般习惯。从这一点来说，宗教对于现世幸福的促进作用并不亚于其对来世幸福的这种作用。这也是宗教的主要政治作用之一。但是，随着信仰之光的暗淡，人们的眼光逐渐短浅，最后使人觉得自己的行动目标每天都摆在眼前。……. 因此，在怀疑盛行的时代，最可怕的是人们不断受日常的偶发欲念的驱使，抛弃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不肯去做伟大的、稳妥的和长期的事业。
如果处于这种状态的民族，有一天它的社会情况民主化了，则上述的危险将会更加严重。”

事实上整个美国就是在基督教会这个土壤中孕育出来的，美国现在衰落也跟他们的教会衰落有很大关联。我们现在看美国，往往忽略掉了他们底层的这套宗教的机制，而只关注他们顶层的各种民主表象，而这种底层友爱互助的道德约束机制才是他们真正政治制度能运转的核心。
这种底层的机制，也正是我们这几篇文章里一直讨论的主题，正是保罗所留下的这一份遗产，这个友爱互助的社区，也就是孟子说的仁爱与人为善，孕育出来了这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国家的宗教观念跟罗马是非常像的，而我们现在的政治结构跟罗马帝国也有很大的类似之处，甚至早期基督教会在罗马的传播发展，跟我们国家现在的基督教会的发展状态也类似。
按照罗马的历史经验，虽然完全的民主共和并不是太可行，但实行一定程度的法治是没有问题的，而法治正是罗马人留给人类文明当中的最大价值所在。
至于民主，如果真的想要的话，只能先从改善土壤来做起，也就是通过基督教会的这种形式循序渐进。不管是现有的基督教会，还是我们换个名字本地化的某种形式，或者是我们传统的宗教搞明白了基督教会这套核心理念进行的自身改良，只要它符合我们前面讨论的，有一个友爱互助的社区，有个上帝能约束道德，而且自发的传播，这些核心只要能做到就够了。
而这种缓慢的渐进式的改良，可能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慢慢的看到效果。
但他的真实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到的，它不仅简单的约束了人的道德，使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气变好，而且还能够形成一种基层自治的形式，取代我们前面讨论的中国社会以前的宗族士绅的结构。
在统一的教会之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个宗族之间的山头主义互相争斗。
而且教会可以很好的处理婚丧嫁娶这些整套的问题。我们所谓的那些彩礼，丧葬的一些问题，通过行政手段很难解决甚至引起反弹，而教会却可以缓慢的细微的逐渐的把这些问题都平和的解决掉。
每个村子就能形成一个以教堂牧师为中心的底层处理问题的简单的机构，这个组织可以协调处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本身大家的道德程度高了，纠纷就会变少。即便是产生了纠纷，因为大家共同的信仰，这些牧师神父们的调节就拥有了一定的权威性，而且调解的过程中，大家更倾向于讲道理。
同样利用教会这个土壤，大家自然的就会推举出来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处理公共事物，因为基层每个人都认识了解，又有了教会的道德约束，公平的投票就能更好的运行工作，选出来的人也一般是最合适的。这种自发结社自治的行为，正是我们上一篇讨论的西方民主的雏形。
不然我们只能通过庞大的官僚队伍来管理这些整个基层。而且这些基层行政人员处理事务也更倾向于和稀泥，并不把完全的公平公正放在首位，赶紧把事情平息下去才是首要任务。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这种“自发结社的能力”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相比于依靠庞大的官僚队伍去管理基层的鸡毛蒜皮，一个能够自我净化、自我互助的社区教会，是行政成本最低的治理方案。
况且这种卖力不讨好的基层事务也很少人愿意去干。那些花大量精力考入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核心出发点是要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作，而不是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即便是刚开始工作时有一些这方面的热情也很快被琐碎的事物冲淡熄灭掉。
更何况，很多基层都是偏远的地区，现在即便给大量的补助和奖励，很多年轻人都怕吃苦不愿意去。
然而，那些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却恰恰相反，他们会自发的跑到偏远地区，办学校建医院，传播仁义与友爱，自发的募捐赈灾济困。

看看清末和民国这些时代，我们国家的那些例子吧。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那时候充满了战乱饥荒，那些传教士们却从发达的西方国家跑到了这些偏远穷苦地区，办医疗搞教育，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很多贡献，现在的协和华西瑞金这些国内的顶级医院，早期都是这些传教士们建立起来的。
这种教会的组织形式，冲击了中国底层的宗族士绅们的利益，他们找借口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教案，对传教士们进行了屠杀，然而这些传教士们面对死亡并没有退缩，还是义无反顾的一个又一个的前赴后继的来到中国进行传教事业。
他们甘愿吃苦受累，不怕艰难险阻，在异国他乡传播仁义和友爱，这种毫不利己，只为利人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
这就是保罗他们那一代的传教士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留下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精神激励，以及以宗教为核心的坚定的信仰。
拿破仑晚年曾发出过感慨，

“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和我所建的国都用武力，耶稣所建的国则用仁义。世界上最高者乃为国王，国王不过是人，耶稣则超乎人。世人不能和他等量齐观。当我执政时，虽有人为我牺牲，但须我亲临其前，力加训勉，始能收效。耶稣建国十八世纪以来，男女信徒甘心乐意为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者不可胜数，更以为他受苦受死为荣。”

世俗的政权，只能通过利益的激励训勉，才能组织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教会却可以为了仁义前赴后继。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机制，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利用的，让宗教和政权相互作用，就像中国封建社会一两千年那样，顶层是一个很小的官僚体系，而底层不是宗族士绅，而是充满仁义友爱的教会来进行自治。
这就避免了宗族为了资源利益械斗，控制住了疯狂的人口军备竞争，避免了我们历史上几百年一次的洗牌大屠杀，还带来了更高的道德。底层的自治组织和道德又避免了更多腐败的发生，能够减少政权组织腐朽的速度，甚至自我净化，这就使得我们的国家组织得以跳出整个几千年来往复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腐败和贿赂，也就是中国人花钱办事的传统，是在我们这种没有信仰的纯粹利己主义的土壤中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当年朱元璋对于那些贪官杀的血流成河，依然无法有效的震慑杜绝这些腐败问题，在他死后，一切还是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
这些强硬的手段只能解决得了一时，只要土壤还在，这些东西就会不停的生根发芽，而从源头上改良土壤，才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而改良这种土壤的方法，就是我们这几篇文章中一直在解释讨论的基督教会。我们前面已经花了大量篇幅来分析论证，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说了，既然基督教会的好处这么多，我们要不要在国家层面，或者说行政上大力的支持推动一下呢？
恰恰相反，千万不要用行政力量去推动，什么都不要做，保持现在这种状态，简单的因势利导就行。
一旦有实在的行政权力掺和进去，他们的群体信仰就容易变色，大量投机混日子的人就会加入进去，反而对他们产生了腐化作用。
甚至有时候要对那些走偏了搞钱搞权的行为进行适度的打压，才能保持他们队伍的纯洁性，才能保证留下的人是真正的信仰，真正拥有无私大爱的那些人。这跟当年的万里长征锻炼了党组织一样，留下的都是意志坚定的人。

而且西方这边也经过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严格的政教分离才是现代国家的主流形态。美国那些早期的建立者们，提倡所谓的“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一道分离的墙”。
按照托克维尔当时的观察，在法国，教会与国家结盟，结果宗教衰落了；在美国，教会与国家严格分离，宗教却充满活力。
按照他的说法，当宗教与政治权力（国王/政党）绑定时，它虽然获得了短暂的权力，但也背上了政治斗争的包袱。在美国，神职人员从不担任公职，不介入政党之争。无论哪个党派上台，都不会攻击宗教，因为宗教处于政治风暴之外。正因为宗教放弃了直接的政治权力，它才保住了间接的社会影响力。它通过影响家庭来塑造良知，从而在根本上控制了社会的道德风向。
相比于美国完全是一个由清教徒们建立的国家，基督教会在我们国家还处在发展阶段，需要时间进行这种道德土壤的培植，我们现在更类似于罗马帝国早期的那种状态。

然而，无论我们接受与否，无论我们对它是持支持态度还是打压态度，整个历史进程都已经不可逆转了。引用凯撒的话，就是“alea iacta est”，骰子已经掷下。

现在的基督教会已经在我们国家生根发芽，他们会跑到农村去发鸡蛋，照顾孤寡老人，这种充满友爱互助的组织在我们传统的封建迷信那一套面前简直是摧枯拉朽。每个人都不傻，谁是真心的帮助他们，谁是坑他们钱，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阻挡的燎原之势了。

罗马的历史证明，对于基督教会的纯粹打压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反而坚定了这些信徒们的信仰，而且这种宗教的火把一经点燃，就独立于朝代和政权，永远的存在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当中。
像尼禄这种暴君，对于基督教的迫害可以理解，但像图拉真、马可奥勒流这些所谓的贤明的皇帝也对教会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打压。挽帝国狂澜于既倒的戴克里先，更是对整个教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性迫害，大量的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死去。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迫害都是徒劳的，最终康斯坦丁大帝不得不团结依靠这些基督徒，完成了帝国的统一，后来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教会合法化。
这些当政者都意识到了教会对政权形成的冲击，因为这是一个组织，而一个组织就不可避免对政权形成冲击，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但真正的基督徒的行为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圣经当中，保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强调，要顺从当权者，要保持自己道德高尚的标准，要相互友爱。这一系列的准则，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更多的是对政权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挑战。
反倒是在圣经中，保罗他们花大量篇幅极力防范的那种“假先知”“敌基督”们，那些被权利腐化想着搞钱搞权搞女人的那些人，才会对世俗政权形成冲击。
这正是太平天国那些人的行为，他们确实也借鉴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所谓的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地上天国社会。可惜他们的几个领导人目光短浅，生活腐化，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天天想着搞钱搞权搞女人，这正是被真正的基督教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假先知”“敌基督”，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对于这些利用宗教搞钱搞权的人要坚决打压。

反倒是我们现在的共产党政权跟基督教会的理念非常的相似。早期的口号打倒土豪劣绅，跟基督教在底层社会自然而然的取代这些宗族士绅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共产主义跟基督教会的那些把财产分给穷人，扶助孤寡老人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虽然土豪劣绅牛鬼蛇神这些东西在新中国的铁拳之下一扫而清，可是改革开放之后，现在这些东西又不可避免的开始出现了抬头。
我们不能再走回宗族士绅和封建迷信的那种老路，如果说不忘初心的话，这些东西应该算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也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要手段。
而基督教会的这些理念跟我们的这些动机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很乐观的期待，它可以很好的跟我们的政权进行结合。

事实上，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早期那一批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的逐渐凋零，还是年轻一代只希望稳定体面的工作，我们国家现在对基层的控制力都在不可避免的减弱，这种权力空缺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有某种基层自治的结构出现。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基层自治的组织我更希望是基督教会，而不是传统的宗族士绅重新抬头。
就像我们前面花这么多篇幅讨论的，它不光能够提供一个简单的基层自治结构，还能避免纷争械斗，改良我们整个国家的道德土壤，净化腐败，提供一条民主化的演进路径。
信仰是人每个人心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天然的本能，特别是对底层的那些人来说，即便不是基督教会，他也会去找寻求其他各种各样的封建迷信，所谓堵不如疏，我们不妨利用这些机制因势利导，把基督教会塞给他们，从而达到我们这一切想要的美好目标，撬动历史的车轮，以微乎其微的成本，产生巨大的回报。

而另一方面，就像我们以前的文章讨论过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监督回馈会导致我们国家的统治更有效，这种科技和监督回馈减少了很多灰色操作空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简单的净化，虽然它治标不治本。
另外城市化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秩序和法律能够得到更好维护的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的人生育意愿降低，除了成本上的考虑，应该也有一部分出于公平正义的安全感，没有了农村那种要靠儿子威慑的压力吧。
再加上现在技术发展的趋势，如果未来几十年真的能够大规模的实现生产自动化，也许我们有可能进入某种程度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当资源冲突变少并减少个人的劳动强度提供基础分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自然而然的就会变好一些吧。
也就是说，也有可能科技和自动化能够自然而然的解决我们社会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也许是一个朝着好的方向进化的另一种路径吧。

而这两条路径，不管是通过基督教会改善我们整体的道德土壤，还是通过技术自动化减少资源冲突的自然演进，都能让我们朝着更好的未来发展。
幸运的是，对于这两条演进路径，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耐心的等待观察就可以了，这两个进化方向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了。

然而，谁又能保证科技就真的能够在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内突破呢？而它突破之后，整个社会的结构就是我们预期的那个样子呢？
谁又能保证中国的教会真正的按照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方向发展呢？又或者现在的城市化导致它未能像过去农业社会那样形成有效的组织呢？

未来很难预测，我们还是谨慎观察，拭目以待吧，有了这些对底层逻辑上的理解，当我们面对这些变革到来的时候，也许会更加的从容自若。

这个系列到此就结束了。最后，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毕竟一个人的能力和认知范围都是有限度的，很多观点并不一定正确，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思路和角度，引发你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