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代演进
最近身体一直不好，精力也有限，这篇文章在语言组织上可能没有那么流畅简练，希望能够大致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吧。文章比较长，有三万多字，本来想把他们拆成好几篇单独发出来的，但是他们讨论的主题又相互的连贯呼应，就放到了一起。为了方便阅读，我把它们分成了一些章节并添加了子标题。
土地兼并
我们看一下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王朝更迭，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值得关注，那就是土地兼并。
也就是说，假设一开始每个人都拥有一块土地的话，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土地不可避免地会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
你可以说有些人有权有势，或者那些有特权的阶层不用交税服役，不停地掠夺，导致普通人不断地失去自己的土地。也许这占一部分原因吧，但很可能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即便我们假设每个人一开始在权力和财富上都是完全对等的，这种土地兼并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人与人之间很可能有能力的不同，还有勤奋和懒惰的区别。对于一个种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你勤勤恳恳、努力耕种，那么就会获得更好的回报；另外一个人如果比较懒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么他很可能慢慢地就越来越吃不饱肚子了。更何况，还有对于作物生长周期、种子肥料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的把握。不可避免地，一些人会有越来越多的粮食，另外一些人则变得越来越穷困。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大量的人口繁殖导致的。可能一开始有几亩地够一家人吃饭，但是孩子越来越多，最后超过了土地所能产出粮食的极限，就不得不想办法，要么变卖土地，要么卖儿鬻女。
一旦遇到什么天灾，地里的产出不足，那这些穷苦的人就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而那些拥有更多土地的人，可以产出更多的粮食来抵御这种天灾饥荒。也就是说，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当这些穷困的人实在没有吃的了，那很可能他就会把土地直接卖给那些善于耕作的人，来换取一些粮食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样土地就不可避免地向少部分人手中集中。
当一个王朝积累几百年，土地就慢慢逐渐集中到了这些所谓的地主手中。也许有几代人大家都非常勤勉努力，但可能他们当中某个后代比较游手好闲，把家业败光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但大部分情况下，总的趋势来说，财富会集中到这些少部分人手中，而那些失去土地的人，则通过给这些地主们打工干活来维持生活。
这一切，在土地产出的粮食足够所有人吃，而且地主们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雇佣这些失去土地的人的情况下，整个社会还可以维持正常运转。
然而，我们历朝历代的人口还会发生不停的大爆炸。就像之前我们说的那样，宗族这种体制天然就会激励人们不停地生育。
所以一到土地承载力的边缘，再碰上饥荒之类的，很容易就造成大量吃不饱肚子的流民，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崩溃。这时候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一股武装力量，然后喊出口号说“打倒地主，平分土地”，那么就很容易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于是，这些武装力量就不停地相互攻打，最终再打出来一个新的王朝。
对于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业社会来说，这种不停的土地兼并以及战争重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能认为这只是封建社会离我们很远。就拿最近的解放战争来说，三大战役之所以能摧枯拉朽，土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只要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为了保卫这块土地，必然会送子弟当兵，必然会交公粮。而且这些子弟兵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而战，会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这跟国民党那些拉来的、不知为何而战的壮丁比起来，完全是另一个层次了。
而且抓到的国民党军俘虏，只要承诺在老家给他们分地，并且周围都有当地的老乡口口相告、跟他们说自己家是如何拿到土地的，他们马上就能枪口一转，直接变成进攻国民党军的战斗力。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地主都是坏人。当然有不少人最后有了土地和钱，就开始官商勾结、压迫民众。然而更客观的历史规律则是，他们一开始大部分可能都是靠勤俭辛劳持家，慢慢攒下的家业。然而站在历史趋势面前，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却成了这些不公平的牺牲品。
对于一个存在多年的王朝来说，他们必须保护这些地主的财产，因为正是这种制度和机制的保障，才使得大家有努力去奋斗的动力，而不是担心被人抢走。然而到了后期，流民和饥荒使得他们无力维持，而朝廷也不能直接去抢地主，因为这会破坏他们政权的合法性，甚至他们的统治阶层本身就大量由这些地主阶层构成。而一个新的武装组织则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可以推倒这一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然后再重新建立一个王朝均分土地，然后再保护产权，周而复始地循环。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现在的状态，我们跳出了这种土地兼并的循环了吗？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它不过是换了某种形式和概念，依然存在着。
早期的领导人们非常了解土地兼并的危害性，所以一开始就把土地全部收归集体和公有，为的就是避免这种土地兼并产生的问题。
但是，完全搞集体化吃大锅饭、搞社会主义，调动不了人的生产积极性，它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实行了土地承包制。虽然说名义上土地还是归村集体所有 ，但事实上真正的使用权是在农户手里 。它其实跟私有土地的性质没有任何区别，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地租给别人去种，而且国家也在一直不停地延长这种承包时间，只不过是没有像古代那样可以更方便地自由买卖流转而已。
这种让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土地的方式，不管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耕者有其田”，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承包责任制，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
事实上，它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忽略了，那就是兜底作用。比如现在农村的人，在农忙的时候可能在家里稍微干一下农活，剩下时间则出去外面打工。外面没有活了，最终还是可以回到农村家里这边。因为这些地无论在工业化面前产生的效益再少，也能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支持，可以让人活着不至于挨饿。甚至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过现代社会里我们认为的普通人生活。
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有恒产则有恒心”。外出打工赚的是额外的收入，家里的这几亩地，则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本钱。
看起来一切都似乎不错。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种方式存在一些问题，而且也正在慢慢地瓦解。
首先，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当初只有农村户口的人才分到过地，那些城市户口一开始从来就没有土地。当然，你可以辩解说城市户口有比较高的退休金，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他们将一无所有。而农村这边则永远有这些土地可以耕种。
另一个则是，中国这些大量的小块土地零散的分布在每一个人手中，大大限制了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开展，降低了整体产出效率。我们可以看一下国际上的小麦价格，之前一直都是七八毛一斤的样子，而我们国内的保底收购价则是1块2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种地成本比国外那些大规模机械化的耕作要高不少，这就是因为小块田地每家每户推高了种地的成本。
当然，如果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点成本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现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的农村人口不停地在进行着城市化的过程。大部分人上学毕业之后很可能都留在了大城市工作，逐渐离开了农村。甚至即便出去打工时间久了，慢慢地在外地也安下了家，而自己以前的那个农村就很难再回得去了。
如果说从农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人还能考虑回去的话，那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呢？他们回去则是人生地不熟，而且也没有种地的动力。
不可避免地，随着我们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的土地会被大量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中。一开始这些人可能是租地的种粮大户，但是随着拥有产权的老人逐渐去世，这些土地将来会怎么处置呢？要么是被集体收回去，要么很可能是私下签订一笔协议被那些私人种粮大户变相长期包断。 当然，我们国家不会允许私有化买断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大的可能还是被集体收回、由国家统筹，然后以类似于现在东北那些大型农垦企业为主的模式进行运作。
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毕竟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可以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压低粮食的成本。
但是我们转眼再看一下，那些进城的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土地没有了，如果因为经济不好或者其他种种原因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没有回老家去种地这种兜底的解决方式了。没有收入，如果再欠债的话，甚至房子都会被收走，就像欧美那样，只能流落街头。
这种城市的失业人口反而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看似贫穷的农村则很少会出现这些不稳定因素。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兜底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新时代的“耕者有其田”，如何平均地把国家的土地分到每一个人头上，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最基本的产业
再像当初封建时代小农经济那样，强制给每一个人均分土地是不可能的了。即便我们这样做，操作上也不现实，因为几乎没有人会跑过去种地了，也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
一个可行的方式是，比如说土地都收归国有，由这些大型农垦公司进行耕作，产出的粮食国家统一收购，然后平均地把这些粮食分给每一个人。
比如我们现在一年的粮食产量大致是1.4万亿斤，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则是1000斤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每年把这些收获的粮食，平均每个人分1000斤就好了。
甚至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改变，任由土地这样自动流转到少数人手中，只在现在的土地所有权人去世之后，才把它收回集中就行。只要每年平均给每个人分到相应的这份1000斤左右的粮食就够了。按照每个人每年吃粮食的分量，1000斤粮食足够一个人吃饱肚子不挨饿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方式称为“人皆有所食”。跟小农时代的“耕者有其田”类似，它是我们工业时代的、看起来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然而，每年对粮食进行收购和分配，对国家来说会有很大的成本和运输难题，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些粮食，拿到手里也很难存储。
也就是说，这个方式我们现在看起来只是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
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毕竟它只是一个长远的问题，而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已经火烧眉毛的国内债务问题。
地方政府和城投
在全面讨论债务问题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下地方政府的融资负债结构，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当然，社会上的债务并不完全是他们在负担，但他们并不能像市场上那些私企民企一样，任由其市场化地破产倒闭。这是最让人头疼的，就像你家的小孩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天天挥霍浪费，你却不得不替他想办法兜底一样。
正常来讲，地方政府通过收税或者中央的转移支付获得一部分钱，然后用这部分钱进行建设和发展，这不会出任何问题。
但是这些钱对大部分地方政府来说是远远不够花的。比如说，你眼看着通向外边有一条道路非常重要，如果修通了，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能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你会不会想办法把这条路修起来呢？可如果财政账上根本没什么钱，那怎么办呢？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地方财政根本不允许随便自己发债借钱；即便后来政策有所松动，整个程序和审批流程也太慢、太复杂、太难了。当然，也不能说这种方式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非常着急想修这条路，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凑钱，先把路修起来再说。因为在你看来，只要把路修通了，人员和物资流动起来了，本地的经济就会好转；有了这个前提，后边的税收自然也就跟着上来了，这样就能形成一个良性正向循环。所以无论如何，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把路修起来就行。
那哪里有钱呢？于是你就把目光投向了银行：政府直接找银行贷款不就好了吗？虽然银行的利息非常高，但管他那么多干嘛，先把路修起来再说，钱以后慢慢还。于是，通过这笔贷款，还真把这条路给修起来了。当地居民拍手称快，都夸这位领导有能力有水平——以前好几任领导面对这条路都束手无策一直拖着，他一来就能把问题解决掉。本地的发展也确实慢慢有了起色。
目前看来，这一切似乎都挺好的：居民得到了实惠，领导拿到了政绩，进而得到了提拔重用；上级也会评价他不拘一格、有闯劲，能跳出传统的条条框框解决实际问题。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套做法其他地方也跟着学会了。而他的下一任领导，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时——不管修下水道还是建公园，也都会照搬前任的经验，想办法从银行借钱贷款，先把这些民生基础设施搞起来。
但慢慢地，大部分银行都看明白了，像道路、公园这类公共设施，本身很难产生直接有效的收益，而且地方政府的税收并没有出现明显增长。银行开始怀疑，这些地方政府未来很有可能还不上贷款。于是，大银行纷纷收紧了风险评估，减少了对地方政府的放贷。
可是地方政府还是要继续发展，怎么办呢？既然大银行不给贷，那就想办法找其他银行；没有其他银行，就想办法自己创造一些银行。反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说了算，搞一些城商行、农商行之类的，想办法让本地居民把钱都存到这些银行里，然后再源源不断地从里面贷款。最关键的是，这些本地的小银行在政府的行政压力之下，根本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除了直接贷款之外，还搞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发明创造。比如在外面注册一家公司，专门负责城市的投资建设发展，用相关的市政资产做抵押，再靠政府的信用做背书，源源不断地从本地银行向这些公司贷款注资。然后再把这些钱拿去修地铁、修桥、铺路、搞绿化，把整个城市迅速做大。
这就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遍地都是的“城投公司”。
客观上来讲，这种地方性的城投公司确实促进了我国的发展和城市建设，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在我们国家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自发形成的一套带有中国特色的融资体系。至少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们确实还不错，做出过不少发展贡献。
当然，弊端也很明显。因为这些城投公司跟政府的行政权力是深度绑定的，大量的资金又都流经这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大量的腐败；而且城投公司内部，往往也会大量塞进各种领导的亲属、子女等关系户。
不过从很多民众的角度来看，这些甚至都不算什么问题。不少人觉得，管那么多干嘛，反正本地确实发展起来了，他们想贪点就贪点吧，也无所谓。
某种程度上，这种想法我们也能理解，但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的，那就是这些地方城投公司能够一直正常运转下去，不会出什么问题。
但真正的事实却是，大量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工程，不管是道路还是各种市政设施，根本无法产生有效的现金流收益；而银行给出的贷款利率，却是市面上正常的商业资本回报率。拿这些完全免费的道路和公园，去跟市面上那些正常的商业盈利项目去同台竞争，怎么可能还得上贷款呢？
更严重的是，这些借来的钱，除了大部分投在了不怎么赚钱的项目里，中间还被腐败和铺张浪费抽走了一部分。很多城投公司现在只能靠借新债来勉强还旧债的利息，至于偿还本金，甚至连想都不能想。
那有没有解决方案呢？在过去的发展中，我们还真“市场化”地进化出了一套看似可行的方案，那就是炒房。
地方政府和城投先把道路、公园、绿化都建好，有的甚至通了地铁，周边立刻就可以规划建设漂亮、现代化的高档小区。每个普通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于是大家开始进场买房。刚开始还算正常，就是纯粹的居住买卖；但随着大家发现城市越建越好、生活配套越来越便利，房价便开始水涨船高。这时候有一部分人敏锐地发现：通过买房再卖掉，利用杠杆可以赚取惊人的财富！普通人也开始慢慢发现房价好像在一直不停的上涨，再加上媒体舆论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身边人靠倒腾房产暴富的刺激，所有人开始疯狂涌入，于是就开启了我们都知道的全民大炒房的时代。
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天价的土地转让金，成功的把自己的债务问题转嫁到了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的居民头上。甚至来说，一些地方的城投甚至直接下场去建各种商业资产售卖。
理论上讲，只要这个泡沫一直存在、永远不破，地方政府向银行借钱搞基建的成本，就完全可以通过居民端买房贷款加杠杆，再把资金慢慢转移回政府手里。
也就是说，通过这套“炒房+卖地”的操作，地方政府成功把自己的债务转嫁到了开发商和普通买房人身上，用居民和企业的负债，把政府端的杠杆完美地转移掉了。
这就是过去十几年，我们国家疯狂的大基建和大炒房时代。一切看起来都无比繁荣，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泡沫仿佛永远不会破裂，那时候大家看起来都很乐观。
然而，结局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情况则是一地鸡毛，日子非常难过。为什么这个模式不可持续呢？
因为这套模式的底层逻辑本身就存在致命硬伤。政府修的那些道路、公园根本不产生任何收益，按常理是绝不可能还得起贷款的，所以它就必须把所有成本加倍转嫁到地价和房价上，这就导致后来的房价被推到了异乎寻常的高位。当然，你可以说是民间投机炒作的结果，但从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他们必然是在背后推波助澜的。
另外更关键的是，就算在最理想的推演下，如果一切真能被完美执行——房价极其温和地微涨，政府克制举债、严格控制开支规模，用几十年的超长周期把这些免费公共设施的成本利用卖地卖房和税收慢慢消化掉，理论上或许还有一线可能。
可现实中，整个链条里充斥着太多贪婪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性弱点。每个人都想赚快钱、赚大钱，中间的贪污腐败又吞噬了大量资金，让原本就存在的窟窿变得越来越大。
这些贪婪的人在其中疯狂加杠杆、扩大资本开支，根本不计成本，也完全不考虑将来能不能还上钱。这一点在很多房地产厂商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停地借钱贷款、疯狂拿地建房，虽然明知卖房的回款根本填不上天量的本息缺口，但他们就是押注房价会一直涨下去。而贷出来的天量资金，大部分在铺张浪费和隐性输送中被挥霍一空，甚至还有不少人直接把资产转移到了国外、移民跑路。
这种肆意的挥霍，最终造成了一个彻底无法填补的巨大黑洞。当新借的贷款连旧债的利息都还不上时，开发商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违约和暴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内房企的现状，那些激进的高杠杆企业直接违约破产留下一笔烂账，剩下的即使还撑着，也都在苦苦挣扎当中。
更要命的是，房价永远涨的共识一旦被打破，普通人再也不会无脑的被带节奏了。随着房企暴雷带来的失业、裁员和降薪，老百姓收入缩水，就更加倾向于节衣缩食、不敢消费。
而这批死掉的民营房企，只不过是第一批被推到台前的牺牲品。站在它们身后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国企和地方城投，目前它们全靠地方政府和本地银行在暗中不停地输血，勉强苟延残喘着。
大家都欠了一屁股债，没有人能够还得上。整个社会到处都缺钱，都在节衣缩食。
那么，为什么这种“基建—卖地—炒房”的循环，就不能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闭环，慢慢把债务化解掉呢？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除非这个过程发生得极其缓慢，而且整个体系能够做到绝对严密、精确的控制与规划，资金在每一个环节的流动都高度合规、高效且理性——把时间拉长到几十年，或许真能把那些地方上免费、不产生收益的基础设施支出给覆盖掉。
但现实中有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一，房子终究是一种商品，而人的实际需求是有限的。当房企疯狂加杠杆狂飙产能，建出来的房子远远超出人们的实际承载力和购买力时，产能过剩爆发，房价下跌就是必然规律。系统一旦触碰到了天花板临界点，就不可能再无限增长下去。
第二，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是必然递减的。早期修路搞基建确实能带动产业，但到了后期，很多地方铺的全是毫无收益的面子工程，本身就注定无法通过市场化回报偿还利息 ，而且这个系统里充斥着人性的贪欲。整个链条中有太多的寻租腐败、铺张浪费和肆意套利。赚热钱的速度太快，大量财富被少数人挥霍殆尽，或者直接转移到了海外，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将来该怎么去偿还这些债务。最终，直接引爆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看似几乎难以收场的全面债务危机。
以上这部分还只是我们从感性层面展开的一些简单梳理。下面我们就从具体的债务结构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底层规律出发，更深入地剖析一下，为什么这套模式在经济学上注定不可持续？以及面对当下的困局，未来到底该如何化解这些问题。
一直通过债务创造货币不可持续
首先我们看一下，当前我们社会上一共有多少钱？
就像以前那篇文章里我们讨论过的，这个“钱”在宏观上主要体现为全社会的总存款，被称为M2。我们国家现在的M2总量在350多万亿左右（2026年6月356万亿），其中居民存款大概在170万亿左右，剩下的则是企业、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存款。
看起来社会上钱非常多，可为什么我们现在到处都感觉缺钱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350万亿的构成。首先，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按照现代货币银行学 ，央行是所有货币的终极源头。然而在这350多万亿里，只有40万亿左右是央行直接投放的基础货币，剩下的310多万亿，则是商业银行通过信贷凭空“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派生货币。
如果你不太理解这个概念，可以翻回去看一下以前那篇文章。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最好先搞清楚这个基础知识，之后才能继续往下看，不然的话会很费解。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基础货币只有40万亿左右，这才是真正的源头活水；而剩下的310多万亿，必然对应着某些人、某些部门或者机构的负债。
举个例子，城投或者房地产公司从银行贷了款，然后这些钱被花掉，通过工资、工程劳务等方式结算给了一些普通人，普通人再把这些钱存到了银行账户上。对普通人来说，这是自己通过劳动获得的、干干净净的存款；但从宏观的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对应的则是这些城投或房企的债务。
换句话说，这派生出来的310多万亿资金背后，直接对应绑定的，就是城投公司、房企、国企私企以及普通人房贷这些欠银行的债务。
所以，我们的M2存款总量看起来极其庞大，但这当中的绝大部分本质上都是债务——也就是310多万亿每天都必须偿还利息的债务。
实际上，我们国家相比于西方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些债务驱动的。
就像前面描述的这种模式，不管是城投公司从银行贷款、房地产厂商从银行贷款，还是其他各种国企、私企从银行贷款，都是通过借债将资金投入到实体项目中，从而驱动了国家的发展。
你甚至可以直接说，我们国家过去的分配方式，或者说货币流向社会的方式，大部分就是靠地方城投和国企等企业机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实现的。
这种方式在国家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不可否认也留下了大量问题。一个是之前提到过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很多钱都流向了政府相关人员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工程承包商，或者说是地方权贵；但不管怎样，国家确实发展起来了，他们从中截留一部分也就罢了。最致命的是，现在它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债务，而且是每天都要还利息的债务；再加上很多不负责任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全是出于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而不是道路、公园这些真正有民生意义的设施。
所以我们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一个是必须解决这种分配方式的弊端，另一个还要想办法帮他们处理这些巨额债务。
市场经济本身就有一种对于这种还不上债务的自然出清方式。比如说你经营一家公司，借了大量银行贷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经营不善倒闭了，那直接走破产清算流程不就好了吗？直接跟银行说还不上，虽然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甚至可能被限制高消费，但在银行这笔账就算烂掉了，不用还了。
这时候有人可能就会说了，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不太道德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啊。地方政府不能倒闭，但城投公司本来就是市场化的组织机构，让城投倒闭不就行了吗？直接把债务都甩到城投身上，推出去倒闭破产清算，直接“人死债消”。
可我们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至今没有这么干呢？他们现在的债务问题明明已经头疼到天天睡不着觉的程度了，为什么没有采用这种方式？看来他们的道德水准还挺高的啊
真实情况未必如此。也许他们多少有一点道德顾虑，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把城投公司推出去破产，这些债务最终全都会变成银行那头的烂账，必须由银行来承担。
而这些银行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城商行、农商行之类的。这些地方银行一旦被拖垮倒闭了，会发生什么？大量普通人的存款将直接消失。之前我们说过，我们国家前几年还真零星的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是后面通过上级兜底基本避免了。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地方中小银行倒闭造成的社会冲击，远比一家城投公司破产的影响大得多。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自己上班的公司倒闭了是正常的。只能自认倒霉，想办法再找工作就是了，不会天天围着公司说你凭什么倒闭。
但是银行不一样。银行里放的是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如果银行倒闭了，一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谁都不会自认倒霉，必然会跑到政府大楼前天天讨要说法。最关键的是，他们完全有理有据，毕竟那是自己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合法存款。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城投和本地中小银行其实是一体的，不过是自己左手倒右手的钱袋子罢了。放任城投倒闭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震荡，远比想办法再借一笔钱先硬撑下去的代价要大得多。这已经不是道德水平高不高的问题了。
不过，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对于极少数负债实在太严重的小地方来说，偶尔让一两家城投违约倒闭，倒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只要它在全国范围内是个例，不至于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恐慌和踩踏就行。而且国家本来就有对居民存款进行兜底赔偿的机制
最怕的就是这种中小银行连环倒闭，引发踩踏式的疯狂挤兑，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挤兑会迅速耗空银行的准备金，直接演变成一场类似于美国大萧条那种全国性的金融系统风暴。
讨论的有点发散了，我们再回到经济和金融的层面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讨论过，银行主要靠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之间的“净息差”来赚钱。比如贷款利息是3%，存款利息是1%，银行只要做好风控，把贷款放出去就能稳赚中间这2%的息差，扣除坏账损耗剩下的就是净收益。
然而，银行的风控系统在地方政府面前往往彻底失效。特别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之类的，在这里地方政府说了算，银行根本没有博弈的筹码。地方政府几乎可以绕过风控系统，在货币乘数允许的范围内不断从银行贷款。而城投的项目本身很难产生正向现金流，为了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银行又不得不持续给地方政府输血，勉强维持着不至于一下子崩盘。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这350多万亿的M2都是存款，这就意味着，这些钱趴在银行里，每天都会产生巨额的存款利息；而银行支付利息的钱从哪里来？正是来自于贷款的一方——也就是地方城投、国企、各类私企，以及背负房贷的个人。
这些负债方把利息付给银行，银行再把其中的一部分利息付给存款人（大部分普通居民或机构），剩下的一部分用于银行自身的运营开支和坏账拨备。也就是说，不管是那170多万亿的居民个人存款，还是剩下的企事业单位存款，这350多万亿的庞大体量天天都在银行里吸收利息；而这些利息的最终买单者，正是整个实体经济中的借贷方，也就是那310多万亿负债对应的贷款利息。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原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必须尽一切可能降低存款利息，甚至直接降为零，这样才不会有350多万亿的资金趴在银行天天吸实体经济的血。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完全怪银行趴在实体经济上吸血。经济好的时候他们确实赚得盆满钵满、日子很好过；但现在经济下行，银行坏账堆积如山，很多都在生死边缘徘徊，大家的日子其实都很难。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普通人存钱是为了对冲不确定性防失业防老看病，但整套机制却让庞大的存款天天趴在银行里坐享利息，成了实体经济不可承受的抽水机，所以把存款利息降下来是极其重要的。而且这种机制还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越是有钱的人存款越多，拿到的利息就越多，相当于整个实体社会的劳动成果他们分到的也越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完全靠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还有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号的庞氏骗局。
我们的M2之所以能不断增长，靠的全是银行通过信贷无中生有创造货币的机制。这就意味着全社会必须一直有人负债。那么，想把这些债务彻底还清怎么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还清，因为市面上没有那么多源头活水，最终只能靠不断借新债还旧债，债务雪球只会越滚越大。
之前的炒房模式能够运转就在于，居民不断的贷款买房增加了负债，创造了新的货币，M2在不断的增大，而地方城投相应的拿到了土地转让金还掉了自己的部分债务，只是变相的把这个欠债杠杆转嫁到了居民端而已。
这种M2的持续增长严重依赖于这个不断扩大的负债循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没有其他地方补充货币来促进增长的话，只能靠这种债务不断的滚雪球不断的转嫁杠杆，不断的增加更多的负债
要还债的话必须放弃掉M2的增长，因为没有新的钱进来带动整体M2的增长。
也就是我们的M2必须进入持续的紧缩——只有当M2越来越少的时候，才说明有一部分钱真正拿去冲抵并注销了债务。也就是说，这350多万亿的总M2里，除去央行的40万亿基础货币，剩下310多万亿对应的债务要想彻底还上，就必须把社会上这310多万亿的存款全拿出来还债。
可是，你能说服每一个普通居民，把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直接拿出来全部花掉，替这些城投国企去平账吗？这显然不太可能的。
更何况，就算每个人都拼命花钱，也只是加快了资金的流转速度，政府从中能获得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流转税收。指望靠这点税收去填补庞大的债务本金，简直是杯水车薪，甚至连每年的利息开支都不够。
对每个普通居民来说，最直观的体感就是自己兜里的钱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只有在存款稳步或者略有增长的情况下，大家才会觉得经济在好转；存款越少，大家越会节衣缩食，整个经济反而会陷入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所以，想要化解我们目前的困境，必须在保证M2稳定甚至适度增长的前提下——也就是确保居民的存款不被大幅缩减、甚至还略有增加的基础上——去想办法把这些债务化解掉，在发展中逐步化债。
钱不可能真正凭空产生。如果不通过新增负债来创造货币，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靠央行直接注入基础货币。
只有央行源源不断地提供增量活水流向社会，并且这些新的基础货币绝不能再以债务的形式投放到市场上——也就是投放“无负债”的基础货币，去慢慢替换掉过去通过银行信贷无序杠杆化出来的M2，才能逐步把全社会的债务杠杆真正降下来。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货币投放方式。而不是以之前的那种城投之类的以银行贷款通过负债的形式创造货币m2。或者你可以说就是之前我们讨论的那种新的分配方式变革。最重要的是，这种货币投放的过程中必须不产生任何负债。
新的投放方式分析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央行手头上可以进行的所有操作吧，看看这些操作方式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
MLF和逆回购等操作
首先，我们国家央行最常用的一种货币投放方式，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MLF之类的那一套借给商业银行再贷款的操作，或者说通过买断式逆回购把钱借给商业银行，本质上这两类操作都是一样的底层逻辑，就是央行给商业银行放贷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城商行之类的不停地放贷，放着放着把额度全部放完了，也就是说，已经把存款消耗到了法定准备金率的下限。这时候银行如果还想继续放贷或者周转，就得找央行借钱，这其实就是再贷款或者逆回购之类的操作。
所以说，这种通过央行向商业银行放贷向市场投放货币的形式，跟下调准备金率本质上是一样的。它只会鼓励银行不停地加杠杆，通过银行向城投、国企、私企和个人源源不断地发放贷款，从而把钱注入社会。它带来的结果只会是增加债务，并不能把全社会的债务逐步消灭掉。
因此，这种央行给商业银行放贷的方式我们可以直接忽略掉，它不是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东西。央行之所以目前还一直在用它，也许只是暂时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投放方式罢了。
买卖国债
另一种方式就是央行亲自下场买国债了。这种方式可以作为一个候选方案，它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至少比不停地通过向商业银行放贷之类的投放方式要好一些。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没有源头活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央行基础货币的纯增量注入，在保持M2不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上的债务就会永远存在。债务只会以某种形式进行转移，直到找到一个最终的接盘负债人，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最终负债人都是中央政府。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一些端倪了，现在中央政府在不停地发行更多国债，而这些国债资金投入到社会上的各类基建工程中。不管怎么说，这些钱最终会流到一部分人手里。比如，普通人可以用它还掉一部分房贷，国企可以通过经营性收入还掉一部分银行贷款，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还掉一部分城投贷款。也就是说，中央政府通过借债把钱注入市场，大家借着这笔钱慢慢卸掉了一部分自己的债务，但最终的债务其实全堆到了中央政府头上。
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M2不断增多，中央政府的负债不可避免地也会越滚越大。会不会有一天到达一个临界点，全国一年的税收收入连这部分国债的利息都覆盖不了呢？
欧美早就给这个问题找到了出路，那就是靠央行直接下场买国债。
你可能会说：央行买国债，也避免不了政府被庞大的债务利息拖垮啊？事实上的确如此，因为政府发行国债是需要持续支付利息的，只要税收增长赶不上利息累积，就会陷入利滚利的无限漩涡。
但他们在设计这个系统时，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机制：央行的收益必须全额上交中央政府。 也就是说，央行买了国债之后，所获得的国债利息收益必须原封不动地上交给财政。换句话说，政府为这些国债支付的利息，央行一转手，又全额退还给了政府。
这样一来，中央政府作为最终负债人，通过央行买国债这一手操作，成功抹平了自身的国债利息负担。我们可以认为，这一通操作下来，就实现了央行通过购买国债，向市场上投放了一种既没有利息成本、也没有还债压力的纯基础货币。但这套机制有个前提，就是央行自己不能出现严重的资产负债倒挂——后面讲到美联储和IORB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闭环是怎么出问题的。
目前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似乎正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理想工具。而且它在西方已经运行了很多年，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种成熟、能形成闭环且有效的货币投放手段。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使用这一套机制，来部分化解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那么，既然这种方式我们也能借鉴，为什么之前我们的央行在2024年买了一两万亿国债之后就基本不怎么买了，反而又掉头回去使用向商业银行放贷的老办法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央行当时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主要是为了调控国债收益率曲线、防范利率过低带来的金融风险，并不是为了直接大水漫灌。第二，我们国债的大部分持有者是国有大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央行如果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国债，资金只是倒手进了大行的账上，而这些大机构自身根本不缺流动性，真正缺钱的是地方上的中小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国债买卖的流动性传导链条太长，面对眼下急需化解的存量债务压力，靠它来精准救急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见效的。
我们后面还会详细深入的讨论这种方式，以及更重要的准备金利息问题。现在我们把它放一放，先看一下另外一种更好的投放方式。
外汇占款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毕竟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是否觉得，在2014年之前、甚至是2010年之前的那段岁月，是普遍过得最舒坦的日子？那时候工作容易找，个人的财富在不断增多，工资每年都在涨，最重要的是，普通人的负债率极低，地方政府和国企头上的债务包袱也没那么沉重。
可是，那些钱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当时全社会并没有大规模借债，也就是说，并没有依靠疯狂加杠杆去无中生有地创造信贷货币，但工人工资却水涨船高，银行存款持续增加，整个社会的M2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这部分真实的财富究竟来源于哪里？
答案就是外汇占款。
当时我们国家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源源不断地把各类工业商品卖到海外。外国客户用美元等外汇购买了这些商品，资金付给了国内的工厂；而当这些工厂拿着美元找银行和央行结汇时，央行便直接印出对应规模的人民币进行兑付。
在那些年里，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一路高歌猛进。每增加一笔外汇储备，央行就在国内市场注入等值的基础货币。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部分被注入市场的基础货币，是不带任何利息成本、也没有任何负债属性的纯增量财富。
而且，这种投放机制极其公平合理。外贸实体企业赚回了外汇，他们付出了真实的劳动与产能；他们把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后，这些凭空新增的钱顺理成章地流到了企业手里；随后，企业再把钱作为薪资报酬，发放给一线辛勤劳作的普通打工人。
这是一种极具良性循环特征的货币投放模式，远比后来那种依靠地方城投举债、靠国企堆杠杆来驱动经济的方式要健康得多。
但为什么后来我们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了呢？
一方面，是因为后来通过城投、国企以及个人按揭房贷借出来的钱太多了，全社会的杠杆率被彻底拉爆，每个人的负债率都陡然攀升。另一方面，是在2014年左右，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事实上已经触顶了，之后便从近4万亿美元的高位一路回落，最终稳定在目前的3万亿美元上下。
然而，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难道我们国家不是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吗？直到最近，欧美国家还在拿顺差问题来指责我们。既然年年都在赚取巨额顺差，那我们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不增反降呢？
原因有很多。官方的一种常见解释是：我国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和个人赚取外汇后，不再强制要求结汇变成人民币，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继续持有美元；特别是考虑到近年来海外利率普遍偏高，很多企业直接选择把美元存放在境外银行赚取高额利息。
这确实构成了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有钱人敏锐地意识到债务风险不可持续，于是千方百计把资金转移到境外，甚至自己也跟着抽身跑路。他们把债务和烂摊子留给国内，自己拿着套现出去的巨额资产在海外肆意挥霍。这种行为无疑是最可恶的，国家这些年也一直在严厉打击、不断封堵资金外流的灰色通道。
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国民正常的出境旅游、海外留学等合理的外汇开支；以及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出海，在海外进行实体收购与战略投资所形成的境外净资产。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也不排除有人假借海外投资之名，行资产转移之实。
但无论怎么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长期保持平稳甚至微降，在当下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虽然这两年稍微有点回升，但这一渠道已经无法再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增基础货币了。这个渠道确实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分析一下吧，但目前这个不是我们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
另外某种程度上，欧美国家指责我们常年赚取高额的贸易顺差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数据显示我们的外汇储备常年保持平稳，我们辛辛苦苦靠制造业赚来的外汇，转过头其实又回流到了国外。它们要么变成了支付给海外旅游、留学的服务性消费，要么变成了海外的实体投资资产，甚至直接被移民带走了，总的流动基本是平衡的。
粮食券和共产主义迭代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模仿这种外汇占款，创造一种新的货币投放增长方式呢？这样，我们就能回到过去那种大家慢慢都有钱赚、而且没有负债的美好时光了
而且这种方式必须要保障公平公正，又能一直保持货币稳定，不会产生明显的通货膨胀。
既然我们想要保证货币的稳定，那最好就要找个锚定物。当然，黄金在现在来说不太可行了。那么，还记得我们之前那篇文章讨论过的“粮本位”思想吗？
粮食本身是可以作为一种货币的。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国家早期甚至用小米来发工资。
实际上就在我小时候，真的亲眼见过粮食作为一种货币在实际当中被使用。那时候很多人拉着一大车东西跑到村子里吆喝“拿麦换西瓜”，“拿麦换桃”之类的。
甚至其他的一些物资，甚至是锅碗瓢盆之类的，都有人吆喝着可以拿麦子来换。
因为小麦这些谷物有很好的属性，它可以长期存储，虽然也就几年吧，但这个时长已经足够久了，足够人把它吃掉或者转手卖出去；而且粮食是硬通货，所有人都需要消耗它。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重，你不可能背着几百斤小麦去跟人交易。但是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用“粮票”这种方式来解决。比如说，由一个强大的信用机构背书，在每一袋粮食上都打一个标签、一个编号，然后发行一张相应的粮食券。这种粮食券很难被伪造，它上面的编号跟这袋粮食是一一对应的。
这样大家就可以很方便地拿着这些粮食券去进行交易，它就能逐渐成为真正的基础货币。因为它背后等价对应着一袋袋粮食，这种货币的币值就会非常稳定，完全避开了人为的货币滥发。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乱时期，一袋袋粮食都是所有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甚至比黄金还要更能穿越历史周期。
也就是说，对于每年我们国家地里的粮食产出（比如现在的1.4万亿斤），我们只要按照一袋袋粮食发行对应数量的粮食券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保持这种所谓的“粮券”货币的稳定。
而我们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按照现在小麦我们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是1.19元人民币一斤，国际上大致可以做到八九毛一斤，我们暂且就假定按1块钱一斤算吧。对应每年1.4万亿斤的粮食产出，我们只要发行相应的1.4万亿元人民币就够了。每一张100元人民币上都有唯一的编号，我们直接把这个编号打到背后每100斤一袋的小麦上面就行了；甚至我们直接认为它就对应着后边这100斤一袋的小麦就行了。只要我们按照小麦的产量发行相等数量的人民币，它背后就对应着实际存在的这1.4万亿斤粮食。
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不搞那么复杂，不产生任何新的成本，只要按照粮食产量相应发行货币就行了，避开了背后那一堆粮食编号、运输和储存的繁琐环节。
这就完美解决了我们货币锚定物的问题。现在剩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既然央行把这些相应的货币（也就是粮食券）印出来了，它怎么投放到社会上？怎么公平公正地流通到社会上呢？
还记得我们在文章开头讨论的那个土地兼并和公平分配粮食的问题吗？我们当时讨论的是要把每年国家的所有粮食产出公平分配到每一个人的头上，也就是每个人每年发1000斤粮食，所谓“人皆有所食”。
现在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年发行1.4万亿元对应这些粮食产出的人民币（即我们所谓的粮食券），我们只要把这些钱发给每一个人，就完成了每人每年1000斤粮食的分配。
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因为它是给所有人平均发放，不产生任何行政审核成本，也不产生粮食的运输储存成本。国家也不用为此背负更多的债务，因为央行只要在资产负债表上记上一笔“粮券占款”之类的就行了，跟之前的外汇占款没有任何区别。
事实上，从每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公平公正的。因为很多人并不需要真正的粮食，我们把这1000块钱发到他手里，他完全可以选择去买件衣服、聚个餐，进行正常消费。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把自己分到的粮食跟人兑换成了衣服等生活用品，这是一种非常公平公正的做法。
最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前面花大量篇幅讨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投放机制。它既解决了锚定物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前面讨论的土地兼并相关的分配问题；同时，这种粮食券是没有利息成本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外汇占款一样。
而且，它可以作为源头活水不停地注入实体经济当中，用这种没有负债的基础货币，慢慢替换掉负债端的债务，进而逐步解决我们现在复杂的债务问题，卸掉整个社会的杠杆。
当然，从纯金融的数量级来看，每年1.4万亿的基础货币注入，相对于目前每年二三十万亿的新增社融以及350万亿的存量M2来说，还只是个零头，短期内无法完全替换掉庞大的存量债务。但它的社会心理学意义远大于金融意义。它能构建一张坚实的兜底网，只要这个无负债的活水持续注入，全社会去杠杆的过程就不会演变成惨烈的通缩崩溃。
你可能也会说：“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其实本质不就是直接发钱吗？用发钱来解决我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足问题。”
当然，在实际表现形式上，它确实就是在发钱。但我们说这么多，本质在于它有一套坚实的理论基础，解决了很多复杂问题。它不是盲目地直接发钱——因为没有锚定物的滥发，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不可控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单纯把它理解为发钱。我们给每一个人发的是每年1000斤粮食的食品券，这是真正解决温饱的食物，是国家级的一种兜底保障，保障每个人都有免费的馒头吃，保障每个人都不会被饿死。所谓“发钱”的形式，只不过是它微不足道、但非常有益于我们当前经济的一个“附带效应”罢了。
我们再换个角度看，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难道它一直都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吗？当年早期那些为建国而奋斗的共产党人，他们眼中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能穿越回建国前问那些先驱，什么是共产主义？如果你告诉他们，全国每个人都能有免费的白面馒头吃，那是不是就是他们眼中的共产主义？
要知道那个时候甚至连一些普通的小地主都不是能天天吃上白面馒头的。在我们国家早期建立者的眼里，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有免费的白面馒头吃，那就是实打实的共产主义。
现在我们的工业建设起来了，国家也发展起来了，完全具备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基础。按照我们前面这套方式和理论来看，实现他们心中所谓的共产主义，还能同时解决我们前面描述的各种经济难题，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多方共赢的模式。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不断摸索中迭代演进的。搞公社大锅饭不行，我们就放弃；搞市场经济遇到了新的经济周期问题，那我们就应该尝试调整，想办法解决。我们讨论的这套方法实践，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迈出的坚实一步。
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刚才讨论的这套实践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迭代演进1.0版”，并且给他挂一个代号，称为“人皆有所食”。
当然，为了稳妥起见，结合历史经验，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方法就百分之百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这个1.0版先不称之为正式版，而是先发一个“测试版”，看看到底靠不靠谱。在实践的时候不一下子把话说死，先试点试个三五年，要是出现问题了方便随时撤销调整；要是效果非常好，那我们就直接推行正式版。
我们要意识到，发钱只是一个很小的附带效应。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版”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能极大增强所有人对体制和制度的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能觉得国家会兜底，保证每一个人能吃饱肚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信心传递。使得现在每一个人没有那么内卷，把天天在工作上绷紧的那根弦放松一点，大家的日子也都好过一点，花更多的时间去生活和消费。同样发出来的这部分钱也能刺激带动一部分消费，这样整个经济就会慢慢的变得活跃起来。
另外我们可以再从另一个反面的角度来看一下，也就是说它会助长懒惰吗？就像当年的人民公社大锅饭一样，每个人都会偷懒，我们这个方式会助长这种风气吗？
事实上完全没必要担心。这笔钱额度很小，每个人每年只有1000块，如果指望靠这点钱去躺平，相信没人会愿意。它顶多只能提供啃馒头喝自来水睡天桥的生活标准。能吃得了这种苦的人，市面上的普通工作对他来说难度也算不上大，他为什么不稍微去挣点钱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一点呢？
反而是这笔钱传递出来的“人绝不会被饿死”的安全感，会让大家拼命内卷的心态慢慢放松下来，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两种方式的结合。基础层面，靠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基本的食物兜底；而更高的物质欲望和各类消费品，则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合理分配。它既不是早期尝试过并证明行不通的、强制性的大锅饭均贫富，也不是纯粹欧美式的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完美契合了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一方面是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无限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劳动者因受剥削而有效购买力不足。这种矛盾的激化必将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最终引发无产阶级革命。
不过，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不可能一夜之间进入完美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转变之间，必须经历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世常称之为社会主义）。 只有通过长期的制度调整与生产力积累，逐步消除旧社会的痕迹，才能最终过渡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也许我们现在就处于他说的这个过渡时期吧，当初我们尝试过公社制度，结果发现人会变的懒惰，无法调动积极性。反倒是分了土地和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整个社会的活力被激发了出来。这些年我们的物资水平确实极大的丰富了起来。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资本无序扩张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阶级固化和周期性经济困境也日益显现。这种现实促使社会重新审视早期的社会主义探索，甚至引发了对第一代领导人功过评价的重新升温。这表明，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动态调整，不断平衡效率与公平。
马克思对未来的构想毕竟是人为想象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物资尚未极大丰富的漫长过渡期内，人的自私、竞争意识和对物质利益的诉求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而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门槛极为苛刻：
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
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最终超越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也许未来我们能够通过科技进步和自动化，可以把所有人都从基本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吧，进而使得全部人类都可以从事脑力劳动，工作本身就是各凭兴趣，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然而人只要有欲望存在，部分的私有制就不会消失，只不过是大部分物品和服务都变得不再稀缺以至于所有人都可以几乎免费的拥有。但是无论如何人们总会创造出来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拥有的稀缺资源。到最后这些稀缺资源甚至很可能脱离了物质而只是某种服务，甚至是精神形式上的。
我们社会的进化方向也就变成了，不断的把这些稀缺的资源变成不再稀缺甚至免费的资源。
比如我们现在，食物基本上就已经是不再稀缺的了，而我们通过前面讨论的粮食券，就可以把基本食物直接变成惠及所有人的免费资源，这个制度上确立基本食物免费的行为本身，也足以称之为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了，坐实了所处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名头。
在未来，很可能衣服、房子、汽车这些资源会变得更加的不再稀缺甚至逐渐走向免费，我们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兜底本身，不断地把这些资源纳入基本的免费保障，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社会主义2.0，3.0等版本。
通过一步步的把这些稀缺资源变的免费化的过程，我们也就找到了向共产主义不断的迭代演进的一条路径，它不再虚无缥缈，而是逐渐在我们脚下变得清晰起来。
稳定增长和相机抉择
我们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对于央行的各种操作，经济学界一直有两种争论，一种是强调按既定规则行事的‘稳定增长’，另一种是所谓的‘相机抉择’
稳定增长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相信人的操作，因为人的操作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差，反而会放大市场的波动，造成一些不合理的影响。我们看最近美联储这一连串不停的操作就是这样，疫情的时候大发货币造成了现在的通胀，然后又疯狂地加息，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地把硅谷银行给拉爆了。这都是所谓依靠人的操作造成的不合理、不该发生的事情。
稳定增长意味着另一种更长远的、不太依赖于人为操作的方式。比如现在各国央行都设置了一个比如2%的长期通货膨胀目标，每年都有稳定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上，以保持市场的稳定增长。
然而，依赖于现在西方这一套所谓的模式——银行不停地通过货币乘数的杠杆来创造货币，也就是通过借未来的钱不停地进行现在的消费，再加上资本的推波助澜，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各种各样的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央行就不得不下场操作，来抑制这些过度的繁荣和萧条，进而保持整个市场的平稳。
有一些激进的经济学派认为，央行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放任这些周期性的泡沫，让市场自己去进行分配就行了。这确实有一定道理，市场会自发地去杠杆。然而在实际的实践当中，各国的央行每到这种经济周期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大规模操作。它的核心本质就在于，要是放任市场去进行这些资产配置，在萧条周期里，大规模的失业和经济泡沫的破裂，会自发地演变成严重的社会性问题，甚至发展成革命和改朝换代。这种暴力的平账方式没有人愿意看到。这就是各国央行不得不下场介入操作的原因，而不是任由这个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
所以对于现在的各国央行来说，基本都是稳定增长和择机操作这两种方式的某种结合，只是大部分央行很容易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操作用力过猛。
虽然我们的央行现在没有设置过类似于每年2%的长期通货膨胀率的明确目标，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每年央行按照粮食产量固定投放的粮食券，本身就是一种长期稳定增长的通胀操作。而且它跟粮食本身是锚定在一起的，能够保持货币的稳定。
按照我们现在350多万亿的M2来说，每年投放进去的这1.4万亿粮食券新增货币，按比例来说，只能增加0.39%左右的通货膨胀率。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跟M2的直接比例，因为我们投放的是基础货币。这些基础货币还可以通过银行借贷这个过程——也就是货币乘数的杠杆，创造更多的派生货币。按照现在8到9左右的货币乘数，这笔基础货币在理论上可以撬动近11万亿左右的广义流动性，相当于为全社会注入大致3%左右的潜在M2增量。当然我们的贷款速度不一定有这么快，释放的也不一定这么多，这是完全无法控制和估算的市场因素。而且中国人喜欢储蓄，物价很可能达不到3%的通胀目标。
但即便是2~3%左右，也是符合长期稳定增长的比率的；而且随着债务的不断化解或者M2的不断增多，这个比例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投放方式都符合各国央行主流的稳定增长比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跟粮食价格绑定的“粮本位”带来的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它反而成了一个稳定的附加效应，不用央行进行额外的操作，就能间接地达到这种目标效果。
如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到之前讨论过的地方债务。
就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我们完全可以指望市场上进行自发的操作，慢慢把地方政府的债务转移到中央政府上面。也就是说，类似于现在中央政府大把地发行国债，然后投入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钱不停地流到各种工人和地方政府的手里，慢慢让他们把债务给还掉。
但目前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慢了，指望市场自发调节根本来不及。而且这大量的基建项目并不会均匀地惠及每一个地方，获益的只是少数一部分区域。再加上在这些钱流动的过程中，转化为地方税收的过程非常缓慢。在这一切能够解决问题之前，我们的地方政府很可能就已经被各种利滚利利翻利的债务漩涡给拖垮了。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找一些技巧或者手段，想办法尽可能把地方政府手中的这些债务给化解掉。
当然，谁欠的债谁自己还，不可能中央政府直接发行国债替地方政府把钱全还了，这样太不公平了。那些当初肆意挥霍浪费的地方政府，要是被中央政府这么兜了底，反而是变相鼓励各地继续乱花钱。
所以我们还是要让地方政府各还各的债。但是，我们只要能够把他们的利息给去掉，避免他们陷入利滚利、利翻利的死循环就好了。无论如何，只要能有点财政收入，他们就能把本金还掉一部分，慢慢地就能把这些债务给还完。
那该怎么操作呢？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可以先按每个地方建造的各种公共设施——比如说道路、公园这些很难产生利润收入的基础设施——进行资产价格评估，具体操作标准可以列得更详细一些。把这些资产估出一个大致的价格之后，给每个地方提供一种所谓的“免费公共基础设施债务置换额度”。我们这个操作只针对这些免费的公益性设施；对于那些本身能够盈利的，比如像高速公路和地铁，还是丢给地方政府自己处理，利用债务和利息倒逼他们想办法去盈利，不可能无限制地替他们兜底。
然后，让每个地方政府按照这个债务置换额度，在中央政府的名义下发行国债，这些国债和相应的利息依然由他们自己去偿还。
那你可能会问了：这种变相以中央政府名义发行的国债，除了利息可能会低一点，剩下的完全还是自己的债务，偿还者也依然是自己，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接着看接下来如何操作。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央行出场了。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央行是不能直接下场买这批新发国债的。但是，我们可以随便找一家国有大行把它买下来，反正现在大部分国债本身也就是他们在买；然后央行再从二级市场上，从他们手里把这部分国债买下来就行了。整个过程跟央行平时的常规买债操作没有任何区别。
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对这批国债支付的利息，现在变成了央行的利息收入；而央行的利息收入，按照规定是必须全额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确切来说，是除去支出后的利润，比如要为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后面我们再详细讨论这个）。中央政府拿到了这笔利息收入之后，不要挪作其他用途，直接拿来偿还这笔国债的本金就行了。
于是整个这一轮操作下来，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成功把地方政府这批国债的利息负担给去掉了。虽然地方表面上还在按正常流程支付利息，但这部分利息转了一圈，直接被拿去冲抵了本金。也就是说，他们的债依然是债，表面上还要一直付息，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利息成本了，所有的支出全变成了偿还本金。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看起来吃亏的就是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把自己原本该收到的那部分央行利润，拿去替地方政府还债了。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的一种变相兜底，替他们把利息给免了。
然而你也可以认为，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付出任何额外的真金白银。因为这批国债是新发的，是央行新买下的，所产生的央行收益原本就是新增出来的。如果央行不去买这批国债，中央政府本来也没有这笔额外收入。所以在这套闭环里其实没有人吃亏：地方政府免除了利息压力，中央政府没有额外掏腰包，而地方的中小银行也因为这批国债的置换补充了流动性资金，避免了破产的风险，也没必要天天想方设法高息揽储了。如果这种方式能把存款利息逐渐降下来，反而还会进一步减少它们的资金成本。
这个过程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央行买国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所以一定要严格控制每年操作的货币总量，不然很容易造成一下子涌入市场的货币过多，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所以前期为了稳妥起见，鉴于现在央行每年通过MLF等向商业银行贷款的方式向市场投放的钱大概在两万亿左右，我们完全可以逐步压缩甚至替代掉这种再贷款和逆回购之类的相关操作，转而使用这种方式来投放基础货币。它跟之前央行漫无目的买国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种方式可以直接抹掉地方政府相应债务的利息负担，而且精准的把钱滴灌到了地方政府和中小银行手里。
而这种方式本身就会促使MLF和逆回购之类的央行放款减少，因为地方中小银行拿到了政府的还债资金，资本更加充裕了，就没有必要向央行贷更多的MLF或者逆回购了，而这部分钱本身是要支付一定利息了，中小银行虽然短期内损失了一笔政府贷款的利息收入，但同时MLF和逆回购之类的利息也不需要支出了。另外地方政府的资金流动了起来，也有助于减少他们坏账的产生，避免了中小银行被坏账拖垮倒闭。
那你现在可能会说了：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稳定地投放货币，我们为什么还要发“粮食券”呢？
重点就在于，这部分货币对应的是各个地方政府的负债。既然是债务，那就必须要还。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虽然一直偿还的利息实质上是在还本金，但从实际现金流来看，还债人手里的钱是在不停流走的，他们在还债的过程中钱只会越来越少。而这些钱不停地流回央行手里，等于货币又被央行回收了。这就相当于央行只是借给他们一批国债额度，转了一圈资金又流回了央行，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源头活水，地方并没有从外部赚到更多的净收益。而要真正把这些债务还上，地方经济必须有从外部获得真金白银的新增现金流才行。
我们之前讲的那种“粮食券”，才是帮他们把债务彻底化解掉的源头活水。央行的国债置换操作，目的只是把债务“挂起”、让地方不用再承担利息，换取更长的时间与空间；而地方并没有因此平白得到更多现金。所以，只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券注入，加上央行的国债操作争取到的喘息时间，让地方慢慢通过税收来盘活本地资产，才能逐步把债务本金给彻底化解掉。
我们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县城，这种粮食券每年都会向这个县城注入几亿元人民币。这种无差别向每个人手中发钱的方式是非常公平的，能够完全按人头平均摊派到全国所有的地域上。而这些钱大部分都会转化为本地的消费和储蓄，带动本地的经济活力；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能获取更多的税收等财政收入。再加上央行挂起的那些零利息债务，无论如何，地方通过税收赚来的钱每年都能还上一点本金。也就是说，他们的债务只会越变越小，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利滚利、利翻利，越还欠得越多，被债务利息活活拖垮。
当然，除非他们依然极度入不敷出，非要靠借更多新债来维持庞大的开支。对于这种情况，就必须逼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削减那些不必要的开销。面对盲目扩张，我们绝没必要无限制地为他们兜底，只能寄希望于这种不断流入的外部活水，加上他们自身的改革调整，不断优化财务状况，在若干年后迎来一个正向收益的转折点。
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过去传统的“城投+地方城商行”模式。趁着现在化债的契机，最好尽量让它们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毕竟现在的城市建设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国家也已经进入了大基建的尾声阶段。
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地方城投在试图“接管一切”。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普通的经济活动当中，不再仅仅局限于搞城市基建。这就好比每个地方都想抓自己的产业，看到别人搞什么，自己也要搞招商引资、给各种优惠补贴，甚至直接自己掏钱倒贴。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模式。一方面这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根本不懂这些具体的行业运作，贸然下场极易亏损，甚至会有大量骗子盯上他们、专门套取各种补贴。
所以说，城投和地方政府还是尽量退出这些普通的竞争性经济领域，不折腾就不会亏钱。地方政府投资一项产业，最核心的出发点往往是就业、税收和政绩，这跟市场上那些纯粹专注于商业盈利的私营企业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竞争维度上。也就是说，他们在纯市场博弈中是很难赢的，除非靠行政命令去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这就又催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山头壁垒，跟我们希望构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全相悖的。
其实现在的这种苗头就很不好。只要看某个产业稍微有点前景或热度，各地政府就会哗哗地一窝蜂大量涌入，什么热大家就挤破头去做什么。
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可能就是这些地方政府知道自己欠的那些贷款很难还上。不停的发了疯的似的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真正能够产生利润的行业，来使自己从这个债务漩涡里解脱出来。就像之前那些有问题的房地产厂商都跑去造汽车一样，因为他们意识到依靠房子这个不停的借贷圈钱的循环无法持续了，是不可能还上去债务的了，只好去找新的增长点。于是就拿着手里的这些大量的资本去造车，进入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业想办法使自己解套。而现在我们的地方政府也有一些这种苗头。
所以，我们绝不能放任地方政府去接管那些本该由市场资本去干的事。专业投资这种事，还是要交给专门的市场资本去干。商业投资能赚钱的毕竟是极少数，政府没必要去眼红。政府追求的是社会稳定、兜底基本民生，以及维护规则和公平。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亲自下场搞投资，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巨亏。让民间资本去做，他们赚了固然可以挥霍消费，但一旦亏了那是他们自己承担风险上天台；可如果是地方政府亏了巨款，而它又不能破产倒闭，最终只能拖垮国家财政。
所以在我们推进这些化债操作的同时，一定要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政府的商业之手不能无限制地伸入各种民生竞争行业。上层的商业经济系统，还是丢给民营资本去做吧，政府躲在后面做好监管、依法收税就行了。亲自下场既吃力不讨好，折腾来折腾去亏损的概率也是最大；唯一在这中间获益的，可能就是在这些项目资金流动过程中滋生出来的腐败，让地方权贵中饱私囊——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家现在正在极力打击和避免的。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进，不管是粮食券的持续输入，还是央行置换的免息国债，无论如何都能极大地充实地方中小银行的资金。有了这些资金托底，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就变得更强了。对于那些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窟窿太大的地方，把城投推出去依法破产清算，甚至让个别资不抵债的极度高危中小银行，在存款保险兜底和监管有序接管下安全出清退出，也是可以承受的，因为这时候整个国家的系统抗风险底盘足够厚了，不会再引发全行业的恐慌性挤兑。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风险。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往往会有资本趁机低价收购优质资产，这在西方经常发生。但在我们国家，现在低价接盘这些资产的，恰恰就是地方政府。因为当前倒下的大多是房地产等私企，地方政府顺理成章地直接接手了它们留下的资产。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手里的资产越来越庞大，甚至到了要接管一切的地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接盘之后还会推行各种各样的地方保护主义。比如某些地方接手了私企的长租公寓，转手就出台规定，要求必须有本地社保才能租住。这就人为造成了地域隔阂与流动壁垒，长远来看，必然会滋长出形形色色割裂市场的地方山头主义。
所以，还是要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尽量减少政府在竞争性社会经济当中的比重，让他们回归到基础设施建设者、公共服务兜底者以及规则规范管理者的本职角色中去。
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之所以成功激发了经济活力，靠的就是把大量不怎么盈利的国企甩给民间去承包。可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却在做完全相反的事，试图不断回头去接管一切，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
总的来说，在我们这一套化债以及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方案中，不可避免地会给地方政府提供大量的弹药和喘息机会。因此，我们必须同步规范他们的权力边界，绝不能让他们再像以前那样无休止地大肆举债乱搞。如果不下重手解决‘借钱不用还’的道德风险，这种化债操作只会鼓励他们未来搞出更大的烂摊子。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更多地把具体的经济活动交还给市场，让市场更好地去做资源配置。
而国家真正的核心目的，是提供最底层的兜底保障——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人皆有所食”，保证底层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挨饿。甚至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国家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免费民生保障，比如免费的基本餐饮、免费的基础住所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后续可以不断地迭代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版、3.0版”。
保障了底层的生活，至于更上层那些五花八门的欲望，就放手交给市场经济去折腾吧。到那时候，无论宏观经济是萧条还是繁荣，只要普通人有吃的、有住的，那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国家和社会就会保持稳定。剩下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生活享受，繁荣的时候就多一点，萧条的时候少一些，但无论如何，绝对不至于让人没了活路。
操作上的闭环
对于之前的这些操作，如果你有很好的经济学常识，可能就会提出类似下面这几个问题：
首先，这些粮食券只解决了发行的问题，也就是向市场上投放货币的问题。那如果将来遇到了问题，需要把这些货币从市场上回收掉，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简单。按照我们之前提到的，每个央行都有一个固定的比如2%的长期通胀目标。这些货币本身就是为了维持这个长期通胀目标而持续投放进市场的，回收的必要性其实并不大。
另外，如果真要回收的话，方式也很直接：比如说国家通过税收使财政有了盈余，这些税收盈余本身就可以直接还给央行，央行直接在“粮券占款”上冲销相应的数字，就完成了货币的回收。
再者，如果真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随时可以发行一笔国债，直接拿国债把这部分粮食券还掉。这样就实现了短期内大规模的货币回收，从而完成市场的操作和调整。
另一个问题是：除了粮食券这种基础货币以外，央行每年买多少置换性国债合适？以及如何控制市面上因无法预估的货币乘数而导致的货币波动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可以直接把MLF之类的这些工具换成免息置换性国债的操作。我们每年可以先进行少量尝试，比如先发个一两万亿的置换性国债，观察一下市场的反应、真实的M2增长以及CPI物价的变动，然后再决定下一年能够投放多少。如果通胀不太严重，可以稍微多加一点；但绝不能一下子投得太多，否则会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此外，如果每年几万亿的基础货币投进去，市场上疯狂通过货币乘数加杠杆、造成信用过度扩张的情况，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不停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就是我们在一二十年前、外汇占款不断激增时所做的事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能降低货币乘数，直接就把这些杠杆率给拉下来了。
实际上，保持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是一个很好的制度约束，甚至有经济学家提出过100%的存款准备金率方案，以此来彻底防止商业银行通过信贷创造货币，从而避免引发各种繁荣与萧条的周期。
当然我们没必要这么激进。慢慢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到20%甚至30%其实都可以，这样就把货币乘数的杠杆降到了两三倍或者四五倍。按照我们目前的操作进度，可能需要几十年都不一定能达到这种状态。
在我们国家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高准备金率反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这些年不停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上都是被现有负债驱动的经济模式逼得不得不降，纯属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货币除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易属性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属性，就是它能够储存你以往的劳动价值。比如你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存了一笔钱，这笔钱实际上就是你过去几十年辛苦劳动价值的一种储存。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或服务，把自己过去的劳动价值兑现出来。
而中国人面对几千年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养成了储蓄的习惯，倾向于通过储存过往的劳动价值来抵御未来的未知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一直这么高——尽管现在的M2规模已经如此庞大，大家还是把钱存进银行里，并不怎么拿去消费。
所以，按照我们现在强大的工业制造产能的对冲，再加上民间的储蓄偏好，投放到市场上的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大家储存了起来，并没有直接转化成流通中的有效购买力。所以我猜测，即便我们每年投入几万亿的基础货币，也很难掀起什么太大的水花，物价大概率能保持稳定，甚至继续微降都有可能，当然这个谁也说不准。
如果我们先尝试性地投放一笔钱，观察下来发现并没有引发物价上涨，同时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又有效控制住了货币乘数的杠杆率，那么为了解决眼下庞大的债务问题，多投放一些置换性国债是完全可行的。毕竟置换性国债投放得越多，地方政府被置换掉的高息债务负担就越轻。
其实在这里我们还要探讨一下银行借贷端的债务的真实分布比例问题。我让AI简单检索整理了一下，大致能得到下面这些数据。明面上看，城投的债务只有四五十万亿，但是要注意这里不包括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而且他们还有一些隐形债务没有放到明面上。后面三十万亿左右的商业银行自营购买的债券应该也算到政府的头上。因为这个表是我随手让ai整理的，不一定准，我也没有去核验校对，主要是我们大致能获得一个约略的感受就可以了。
另外出人意料的是央企国企身上的借贷也有七八十万亿之多。
| 负债部门 / 借款主体 | 负债金额（万亿元） | 占派生 M2 比例 | 宏观角色与 M2 派生说明 |
| 一、居民 / 住户部门 | 82.0 | 26.5% | 老百姓的房贷、经营贷与消费贷，直接派生出房企、商户与消费领域的存款 |
| 二、实体国企与中央企业 | 75.0 | 24.2% | 高铁、电网、水利等重大基建及战略制造业贷款，派生出大型产业链上下游存款 |
| 三、民营实体与普惠小微企业 | 58.0 | 18.7% | 先进制造、普惠小微、商贸物流等经营性贷款，直接转化为实体经济流动资金存款 |
| 四、城投公司（地方融资平台） | 48.0 | 15.5% | 城市更新、园区建设与市政工程银行贷款，直接转化为建筑施工与供应商存款 |
| 五、商业银行自营购买地方债 | 31.0 | 10.0% | 银行直接用准备金认购地方专项债，财政拨付用于基建后派生为施工企业存款 |
| 六、房地产开发企业 | 16.0 | 5.2% | 纯房企商品房开发贷款及商业物业抵押贷款，转化为房企账面开发资金 |
| 合 计（广义信贷创造总规模） | 约 310.0 | 100.0% | 全社会向商业银行直接负债的总规模，完整派生出 ~310 万亿元 M2 |
这份数据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准确，毕竟很多地方可能存在未完全统计的隐性债务，而且只是银行信贷对应的部分，国债之类的并不包括在内。但它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大体的估算参考。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我们当前不管是国企、地方政府，还是民营企业和个人，都存在着极其庞大的债务，大家几乎都在靠着借贷而生。
私企和个人这部分，可以慢慢走破产重组程序，把泡沫一点点挤掉。只要这个出清过程是有序的、渐进的，随着源头活水慢慢流入经济体中，商业银行能抵御住坏账风险就好了。而且有了粮食券的发放，大家的压力也会稍微小一些。
但对于这些城投和地方政府，虽然出于整体稳定的考虑，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无息置换性国债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兜底，但也绝不能毫无节奏地任由他们一直靠着借贷像僵尸企业一样存活下去。必须要有相应的机制促使这些资产想办法产生利润，这样才是可持续的、长远的。甚至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不盈利的国有资产，完全可以效仿当初改革开放初期的做法，让私人去承包经营，慢慢把它盘活以实现盈利。
而占到七八十万亿的国企央企，这个可以暂时先拖着不用管，毕竟他们有能力向大型银行借到低息贷款，不像地方政府那样严重到都发不出工资了。而且很多企业都是优质企业，只有一部分经营困难，还是要想办法盘活资产，尽量盈利。
总而言之，还是要有一套市场出清机制。我们现在想办法去救助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绝不能演变成无休止的无限兜底。市场化破产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让人心存敬畏，持续淘汰掉那些没有效益的僵尸企业和问题公司。
准备金利息
之前我们讨论的这些操作看起来很美好，但在现实当中却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导致央行买国债的利息不能被完美的消除，而是有一个微小的利息。它的根源就在于，现在的央行要对准备金支付利息。
1913年美国通过《联邦储备法》 ，确定了当时的美联储不对存款准备金支付任何利息。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将近100年，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才逐渐被美联储抛弃。
美联储08年调整后的这个利息，现在统称为IORB。它之所以要给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是因为想获得一个能方便调控市面上利率的机制。
按照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理解，你可以把商业银行看作一个个“钱庄”。这些钱庄每天都有海量、多样的资金操作需求，资金很容易出现紧张。周转不开的时候，通常都要找同行去借。同行之间互相借款的利率，就叫做同业拆借利率。
如果这时候美联储站出来说，你把钱存到我这里，我给你支付5%的利息。那么对任何一家银行来说，它就绝不可能以低于5%的利率把钱借给其他银行。因为美联储背后是美国的国家信用，把钱存在美联储没有任何风险，极其稳定安全。也就是说，美联储想加息，只要把这个 IORB 利率上调就行了。调整之后，它就成了市场上的“地板利率”，美联储借此就能自然而然地调控市面上的利率。
当然，仅有这一手还不够，因为美国除了银行体系之外，还有极其庞大的对冲基金等非银资本体系。所以美联储又搞了另一套工具，叫做隔夜逆回购机制（ON RRP）。美联储对这些资本说：你们可以把钱借给我（也就是买国债逆回购），我同样给你们支付5%的利息。这样一来，市场上就没有任何一家基金愿意以低于5%的利率把资金借给别人了。
所以现在新闻里常说的美联储加息，核心就是靠调整这两个利率，只要把利率调高，它就构成了市面上利率的绝对地板。通过 IORB 和ON RRP，美联储就获得了对市面上几乎所有资本利率的绝对控制权。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了：那降息的时候怎么办？如果美联储只是降低了这两个利率，市场上的利息不跟进怎么办？
这其实更直接。因为市场上准备金极度充裕，美联储想降息，只要直接把IORB和ON RRP这两个付息地板统一下调到3%，银行和基金存放资金的机会成本变低，市场上互相拆借的利率自然就会顺水推舟跌到3%附近
那你说他们就是硬撑着不降怎么办呢？前面我们说过银行资金不足时会互相借钱，如果它们互相借钱的拆借利率现在是5%，而美联储想把利率降到3%，它只要对这些银行说：你们直接来找我借钱，我按3%的利率借给你们。既然找美联储借钱只要3%，那市场上的拆借利率自然就撑不住5%了，只能跟着往下落。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再贴现窗口”，国内常见的SLF MLF等工具其实也是类似的逻辑。
现在你可能会接着问：既然如此，这个存款准备金利息，又是怎么影响到我们之前说的“央行下场买国债、再把利息收入上缴政府，从而彻底免除国债利息”的操作呢？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假如市场上有一笔几年前发行的美国国债，当时的票面利息是2%。现在美联储亲自下场把这笔国债买下来，那美联储每年从这笔国债上获得的收益就是2%的利息。既然买下来了，这2%不就是美联储的净收入吗？美联储还能有什么其他支出呢？
事实上，这种想法忽略了货币的流向。美联储花钱把这笔国债买下来的同时，意味着它向市场上投放了等额的基础货币。这笔钱几经流转，最终大概率会被存入商业银行，变成银行体系里的存款。
按照银行的运行机制，这些存款中有一部分要作为法定准备金锁在央行，
现实当中，比如准备金率是5%，银行一般不会向央行只存放所有存款的5%作为准备金，而是多一部分比如说6%的钱存到央行。
所以这笔准备金一般分成两部分，5%那一部分叫法定存款准备金，多出的那1%我们则称作超额准备金。
因为考虑到各种跨行支付结算的问题，一家银行的总存款会不断的增多减少，相应必须存在央行的准备金多少也会随之变化，多出这一部分就是冗余量避免来回向央行转账。他们跨行互相转账的时候只要通过央行对他们各自的这笔准备金进行相应的划转记账就行了。
目前中国的体制是对这两笔钱分别付利息的：法定准备金利息现在大概是1.62%，超额准备金利息是0.35%。
而美国在2020年将法定准备金率彻底降到了0%，也就是说存在它那里的钱全部都算是超额准备金，它的利息也就是前面说的 IORB目前是3.65%也就是说大概不到4%吧，前两年曾经飙升超过5%。
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的例子，美联储为了买这笔2%国债而印出来的钱，最终回流到银行体系，如果银行把它又存到了央行成了准备金，美联储反而要为这笔准备金倒贴支付3.65%左右的利息
这就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美联储手里持有的，大多是早年超低利率时期买入的1%到2%的国债，而在过去的几年负债端却要按4%甚至5%的高息给各家银行付准备金利息。这种严重的利差倒挂直接导致美联储自身陷入了巨额亏损、入不敷出，非但没法帮财政免除国债利息，反而已经连续好几年没能向财政部上缴过一分钱利润了。
事实证明，只要华尔街这类精明的资本机构存在，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利用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潮汐、利用加息降息的利差波动来套利收割。客观上，这些资本家绝不会像政府期望的那样去平抑经济周期，反而会推波助澜、大发横财。海量的社会财富最终都被他们掠夺走了，而在这一群算计极深的对手面前，决策迟缓的政府机构根本博弈不过他们。
那美联储为什么明知亏本，还要硬搞这套准备金付息机制呢？
说实话，我也觉得他们是在瞎折腾。按美联储自己的官方说法，08年危机后，他们不得不向市场上注入极其庞大的现金流动性，而这股天量流动性会直接砸塌市面上的利率、把它打到零附近；美联储为了重新掌控利率话语权，才不得不设立了这个为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地板机制”。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套托辞罢了。美国以前那套不对准备金付息的体系平稳运行了将近100年，而那100年恰恰是美国建立全球霸权最鼎盛的时期；反倒是08年改了这套规则之后，美国逐渐显露出了帝国末期的风雨飘摇。
当年如果真担心市场流动性过剩导致利率崩盘，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大量发行国债把市场上泛滥的热钱吸收回来，然后存到美联储账户里注销流动性；或者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直接把钱锁死在银行里。
甚至从更宏观的格局来看，如果当时资金利率那么低，他们的财政部和国会为什么不趁机借着低息大搞全国基建呢？这简直是一举多得，既能把这笔钱给吸收利用起来避免大量的流动性货币一下涌入市场。更是能把美国锈迹斑斑的破旧基础设施彻底翻修升级，拉动国内经济，说不定还能顺势把本土制造业和产业链重新带起来。而且基建雇佣的是蓝领工人，这等于把这笔钱通过工程承包流到他们的手里，减小了贫富差距，奖励了辛勤劳动，降低了失业率。
然而他们非要折腾出一套通过“补贴存款利息”来回收流动性的机制，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在拿国家信用公然补贴华尔街资本，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事实上一直有美国政客猛烈抨击这一点。我们只能说，帝国末期往往就会出各种各样的幺蛾子。
我们先抛开美国，回头看看我们国内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国家对准备金也要支付利息呢？
首先，我国的央行体系在诞生之初还不够成熟。最早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后来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是从人行分立剥离出去的。它们刚成立时资本金底子薄弱，同时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资产作为准备金上缴央行。为了让刚成立的商业银行能够更好的存活，央行才决定给它们的准备金支付一定的利息。这在当时可以理解为央妈给刚出生的孩子们喂的一口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壮大，这个利息其实一直在不断往下调，直到降至目前的法定准备金利息1.62%、超额准备金利息0.35%。最近的一次下调是在2020年左右，当时将超额准备金利息从0.7%降到到了0.35%。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看一下国内央行调控利率的核心机制。
正如前面所讲，超额准备金利息就是整个市场利率的“绝对地板”。银行只要把钱存在央行，就能稳稳获得0.35%的利息，市面上的存款利息理论上不可能比它更低。如果央行把这个利率提到5%，那所有银行存在央行就能躺赚5%，市面上的利息自然也绝不会低于5%。所以央行想加息，只需上调这个利率即可。而且我们国家的绝大部分资金都在商业银行体系内部，不像美国那样有着庞大复杂的场外基金体系，因此我们完全不需要搞一套像 ON RRP 那样的复杂机制。
既然超额准备金利息是“下限”，那利率的“上限”在哪里？
前面提到，银行就像钱庄，自身资金周转不足时会向同行拆借，同业拆借利率基本框定了市场的基准利率走向。假如银行之间拆借的利率在2%左右，此时央行站出来宣布：“都来找我借，我按1%借给你们。”那商业银行自然会全部转向央行借款。在我国，这个操作就是 SLF和七天逆回购。这个操作利率基本上确立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
一般来说，银行能够找同行借钱的话，一般不去找央行借。央行的贴现窗口在平时是带惩罚性的“上限借款通道” 。你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家银行天天去找央行借钱，那很可能说明其他银行都不借给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家银行的经营状况存在问题。
综合来看，超额准备金利率决定了利率的地板下限，央行逆回购和 SLF 利率锁定了上限。 中间这个上下浮动的利率走廊，就是各大银行资金博弈的实际区间。央行只需牢牢拿捏这两个支点，就能在宏观上掌控整个市场的利率。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既然美国在08年之前的近百年里不对准备金支付一分钱利息，那他们当年是怎么调控利率的？
答案是，他们当年并不直接对市场利率调控，而是通过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调整准备金率等一系列常规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向市场投放货币”或“回笼流动性”来间接引导利率。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传统方式反而更好。因为它对市场利率的直接冲击较小，利率会在流动性的微调下随着时间缓慢平滑地涨跌，从而实现政策目标。这种间接、小幅的波动更加稳健。反观现在的欧美央行，自以为拥有了更强横的调控工具、对市场的影响力更大，来回一顿猛如虎的骚操作，反而折腾出一堆问题。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能够直接控制利率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美联储现在把利率维持在高位，很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因为美国本土已经基本丧失了完备的制造业能力。如果美联储不通过极高的存款利息进行硬撑补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势必会剧烈升值，而那将直接导致美国普通人采购日用物资的成本大幅上涨、恶性通胀抬头。
即便是在当下，我们国内的大额存款利率已经降到百分之一点几，而美国大部分银行的利率高达4%左右。如果中国资本可以无门槛自由外流，各路资金恐怕早就扑到海外去吃这高达几个点的无风险利差了。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哪怕顶着如此巨大的利差，人民币汇率依然保持着基本稳定；近一两年我国的外汇储备甚至还逆势保持了一千多亿美元的小幅增长。这背后是我们国家常年创历史纪录的庞大贸易顺差。即便美联储把利息拉爆了，也拦不住他们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
按理说人民币升值对他们并非全无好处，因为中国商品一旦变贵好几倍，倒逼之下他们就不得不考虑把工厂搬回国内自己生产，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制造业回流”。然而制造业的重建绝非一两年之内就可以完成的，在本土制造业能够承接国内消费需求之前，社会民生产生的问题早就把整个国家拖垮崩溃了。这也是他们不得不一直强行加息的部分原因吧。他们已经错失08年左右的那个转型窗口期了，现在再想弥补，成本和阵痛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先不讨论他们了，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吧。
无论如何，我们目前现行的法定准备金利率（1.62%）和超额准备金利率（0.35%）是客观存在的。按照我们前文推导的逻辑：只要准备金付息不降为零，那么央行下场买国债，就无法做到100%冲销政府发行国债的利息负担。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设想的那种“地方政府用超长期无息专项国债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操作，其利率就绝不可能真正做到0%。因为央行买国债释放出来的新增货币沉淀为准备金后，央行必须扣除这笔硬性的准备金利息支出（1.62%与0.35%）。
按照我们目前的准备金规模，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一下这个平均的利息大致有多少。
| 准备金种类 | 目前估算规模 | 央行支付给银行的年利率 | 占 M2 的比例 |
| ① 法定准备金（被强制冻结） | 约 21 万亿元 | 1.62% | 约 5.9% |
| ② 超额准备金（银行自由头寸） | 约 3 ～ 4 万亿元 | 0.35% | 仅约 1.0% |
按照这个表格，对于每一笔现在市面上的钱，大约有5.9%按照1.62%的准备金利息支付，1%左右按照0.35%支付，我们平均算下来，平均的利息就是0.1%左右。
也就是说，央行平均要为市面上的每一笔存在银行里的钱大致付出0.1%的准备金成本。
这意味着，在现行付息体制下，我们再怎么运作，也只能把实际利息成本压到0.1%上下，而做不到绝对的0%。
甚至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粮食券”的货币投放方式——只要这笔资金最终沉淀回银行系统，央行同样每年要为此支付0.1%左右的平均利息成本。只要准备金付息机制不取消，上述两种设想就无法在金融闭环上做到完美执行。
顺便提一句，当年的“外汇占款”时代，准备金率和准备金利息比现在高多了，这部分钱要付出的相应利息成本岂不是更高？核心的不同就在于，虽然当时外汇占款也是要支付准备金利息的，但这笔钱还实打实的对应着相应的美元外汇储备。央行并没有让这笔外汇趴在账上睡觉，而是转手拿去买了美国国债。美债稳定的投资收益，覆盖并抵消了国内支付的准备金利息，甚至要是按照现在5%的美国国债利息，简直是赚大了。
正如前面强调的，美国在08年之前的整整100年里，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全部都是0%，而这100年正是他们最强大的100年，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正是这种好的方式正是他们百年霸业的支撑点之一呢？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借鉴他们巅峰时期的制度红利，而去效仿他们08年之后在帝国末期的各种畸形骚操作呢？
更核心的痛点在于，我们前面反复讨论过，目前国内庞大的350万亿 M2，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存款利息。 这些存款利息的刚性支出，银行为了保持它的净息差，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转嫁到了负债端的另一头——变成了实体经济沉重的贷款利息。
这笔重担最终压在了谁的肩上？压在了实体制造企业、地方城投平台，央企国企私企，以及背负房贷、信用贷的普通老百姓身上。整个社会的生产主体和奋斗者都在背负这笔沉重的大山。
即便只按1%的平均存款利息来粗略估算，350万亿存款每年也要凭空产生高达三四万亿元的纯利息，这些钱发给了那些资金拥有者。这种利息机制本质上是在拖累负债端的政府和国企私企、变相补贴资本拥有者，钱越多的人吃到的利息越多，它拉大的是全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不是缩小。
所以我们前面无数次呼吁，必须将存款利息逐步压低，甚至降为零。只有把存款利息打下去，全社会的负债成本才能真正降下来。而决定商业银行存款利息绝对底线的，正是央行支付的准备金利息，确切来说是0.35%的超额准备金利息。
如果我们直接将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利率全部降至0%，那就意味着这个利率地板不复存在，商业银行在不断的调整中就可以至少降低0.35%的利息，而他们获得这部分准备金的收入按照我们前面估算的大致在0.1%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操作反而对商业银行是有利的。虽然银行失去了一笔央行付给的准备金利息，但以此为契机打破存款利率的地板，能为商业银行全面压降负债端（存款）成本扫清障碍，从而在整体上稳定甚至拓宽银行的净息差空间。
随着时间的增长，甚至能够慢慢引导商业银行将长期利率降到0，这部分利息支出会转移到贷款利率上面，最终使得总的贷款利息大致降低1%左右。
哪怕只看0.35%利差空间，作用在350万亿的庞大体量上，每年就能为整个实体经济硬生生省下一万亿多的利息支出， 负债端的压力就能释放一大截。
最关键的是，一旦这两个利率归零，我们之前设想的“央行下场买国债进行无息债务置换”就彻底具备了操作可行性！
虽然央行买国债向市场上注入了资金好像是在放水，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地方政府拿到这部分国债之后，会把他交给中小银行用来偿还之前的贷款，而中小银行有了这笔钱补充了资金，就会减少对央行MLF之类的借贷，在理想模型下，它并没有增加央行向市场放水的绝对总额。
但是它却解决了央行之前买国债不能精准传到各个中小银行的困境。而且在这一来一回的闪转腾挪之间，长期压得地方喘不过气来的债务利息包袱，就被卸下来了。
而这个债务置换的过程是一年一年缓慢进行的，中小银行还有一定的贷款收入。另外这改善了社会上的欠债人的状况，中小银行反而减少了坏账，越来越健康，而不是逼着市场到达到一个临界点直接整个金融系统原地爆炸。
在以往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期，实体市场到处有利可图，大家有强烈的内在动力主动向银行借钱加杠杆、扩产投资，进而赚取更多利润。那个时期的全社会，具备自发加杠杆和主动负债的内生驱动力。
但时至今日，全社会的各个主体身上都背着沉重的负债，而市场上真正赚钱的实体赛道却寥寥无几。到处是激烈的存量内卷，各行各业的利润被压榨殆尽，叠加降薪裁员的大环境，大家手里都缺钱。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矛盾，是全社会不堪重负的还债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行如果继续沿用以前那套“以贷款为导向”的投放模式（比如依靠 MLF 和逆回购释放资金），本质上是在鼓励本就虚弱的肌体继续负债；而准备金付息制度，更是进一步加重了整个负债端的刚性成本。
而当通过粮食券和无息债务置换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底层逻辑，整个央行向市场注入信用的方式，从“倒逼主体加杠杆”，转变成了“为实体经济减轻债务压力、提升还债与造血能力”。
也就是说，在央行总体放水量大致不变的前提下，我们把“驱动负债为主”的货币投放方式，切换成了“驱动还债与减负为主”的投放方式。这么一来一回，整个社会的负债压力就得到了减轻。
当然，我们凡事都讲稳定起见，这些操作也要按部就班地释放。比如利息可以一步一步降，无息置换国债可以分期分批推进，逐步的观察效果并调整。
最后，可能很多人还会担忧，把准备金利息降为零，会不会冲击人民币汇率呢？
这种担心应该是不必要的。现在美国的那边的存款利息大致在4%左右，而我们只有1%左右，在如此巨大的倒挂利差之下，人民币汇率依然保持着稳定，外汇储备甚至还在小幅增长。如果未来我们的利率从1%降到0.5%甚至更低，对比来看，1%对4%和0.5%对4%，在资本套利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
汇率的真正底气，是中国无可匹敌的工业制造实力在货币层面的自然映射。即便我们的名义存款利率长期趋向于零，伴随着庞大的顺差与全产业链统治力，我们该担心的反而是人民币对全球信用货币的长期走强的趋势，因为这会反过来拉高出口货物的价格，降低我们的出口竞争力。
其他
最后，我们再探讨一个更长远的问题，也就是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忧。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拥有极其强大且规模庞大的工业产能，在现阶段，不要说每年投进去几万亿，就算投进去几十万亿，在我们庞大的工业产能面前也很不难被消化掉。也就是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反而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还债与通货紧缩形成的恶性循环。因此，眼下的这套方案恰好是能解决我们当下核心困境的。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跟现在的美国、以及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区别。我们拥有强大的实体工业产能来吸收这些额外的货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的处境更像当年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这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因为拥有全产业链的工业能力，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令世界各国羡慕的资本。能通过注入流动性来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可是，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变得懒惰了，像现在的美国人一样丧失了大部分工业生产能力，那该怎么办呢？通胀是不是也会慢慢脱缰、越来越高？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坦白讲，这个问题可能谁也没法彻底解决。但至少目前看来，这可能还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事情了。时间跨度的长短，取决于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以及他们是否会变得懈怠。
不过我们唯一的一个优势在于，现在的科技正在飞速进步，人工智能和各种自动化技术突飞猛进。很可能几十年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人类亲自去承担各种脏活累活和繁重劳动了，那时候整个社会将直接迈入科技自动化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未来社会。
当然，我们还是别操心这么久远的事情了吧。未来的变数实在太多，子孙后代长成什么样谁也掌控不了。我们当下能做的，无非是尽可能多地向他们灌输勤劳奋斗的理念，除此以外，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最后，就像以前说的，这都是一些我个人的想法观点，很多地方也许存在着错误和问题。而且我本来也觉得想法不够成熟，不过确实已经到了值得分享出来程度，不能一直的拖下去了。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思路和启发，集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