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我专程去江门新会，拜访了下梁任公的故居，并且顺路到翠亨孙中山的故居看了看。这两个晚清影响巨大的人物，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关于历史上的任何事，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会给一个基本的定调，比如某些人有什么贡献，某些人有什么影响等等。
可惜这些东西往往被一些背后的东西操控着，并不能给出真实的结论，特别是对近一段时期还有影响的，或者当事人还在，如果是重大事件的当事人，那么他们一定身居要位，对这些人和事的处理和定性都会趋向于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方向。
人的想法是个复杂的东西，但是人群的想法，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如果有人善于观察总结这些规律并加以利用，那么就可以做许多事。对于人群行为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取向，或者说是舆论思潮。
梁启超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处在权利风潮浪尖的人物，一般善于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或者叫造势，利用人群中的某些内在的东西，轻轻激发点拨调整，从而改变事物进展的方向。
梁和孙两个人现在的地位和评价，很好了体现了这些观点，孙被不切实际的夸大，而梁则被严重的忽视。而当时他们两个产生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去过南京的中山陵的人，都会有感于其气魄宏大，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墓，恐怕都要甘拜下风。
孙中山早年的时候曾经上书过李鸿章，陈述利弊，希望变革，当时他多半是想谋取一官半职，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非纯粹的革^命，后来可能是不得志才转向推翻清王朝的
坦白的说，孙并不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进行过无数次的革^命，但是没有一次成功，辛亥革^命的胜利也跟他没多少牵连，当时他还在国外，一开始听到还不相信，他的大总统完全是白白捡到手的。当时中国的局势他也控制不住，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
后来的军阀混战过程中，他也没能脱颖而出，被排挤到边缘广州，而且还面临着部下的叛乱。而当他死后，蒋介石打着他的旗号，很快就统一了中国。孙的才能从中可见一斑。
后来蒋之所以大力鼓吹孙的思想并称自己是其追随者，多半是因为他能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通过鼓吹孙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蒋本身并不怎么认同孙的意见看法，他所做的，只是利用其影响来改变整个人群的行为，某种程度上，蒋跟李鸿章有些相似，不拘于形式，而能真正做事情。
对于理论方面，孙的贡献虽不大，不管是出自于自己还是从别处拼凑借鉴，毕竟也提出了一些有用的理论，比如基于当时中国国情，社会混乱，民智未开等提出建-国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还有包括所谓的三.民-主.义五`权分-立等思想，这些后来被蒋部分的贯彻实行。
总的来讲，孙虽然有一定贡献，但被不切实际的夸大了，宋教仁评论他说“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黎元洪也说，“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
梁启超对他的评价稍微正面一些，“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只是对他做人方面的一些肯定，并没有论及他的贡献。
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之后，香港首先被割让了出去，所以广东离这些洋人比较近，容易接触一些新的思想事物，我想梁和孙都出现在这边，并不是巧合。
晚清人才辈出，国家羸弱，这些人都存着报振兴民族的信念，根据主张理念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几个派别。
首先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李鸿章就像前面所说的，是被社会舆论给扭曲了的一个人，客观来说，李是一个很值得钦佩的人，有胸襟，有手腕，做了许多实在的事情。他的坏名声，主要来源于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人们需要一个替罪羊，另外许多条约都是由他来签订的，所以人们也把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罪责归咎到他的身上。人们没有看到的是当时的国力虚弱，不从大局出发，不归咎于己，而归咎于尽力斡旋争取的李的身上，这也是所谓整体民智不高的体现。
洋务派是最早开始引进学习西方技术的，他们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外国人，而是国内的保守派，长时间的天朝自大的观念，想要贸然改变，确实很难，这就是所谓的大趋势，舆论以及社`会思^潮，经过多年的坚持努力，许多年轻人接受新思想的教育，到了190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大为改观了，这点可以从清廷开始重用留学人员看出来。改变一个民族的观念，至少要几十年，一两代人才行，顽固的旧思想者逐渐去世，而接受新教育的年轻人开始接管社会，变`革就被扭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洋务派做出最大的改变，不在于开设多少工厂，修建多少铁路，而在于通过引进这些事物，改变整体民众对西方事物的接受，在上层跟各种顽固守旧势力辩论探讨，下层则开办学堂，招收工人，铁路和工厂，不止对参与其中的人有影响，也对周围人对于西方技术的认识。
另一个对中国传统观念最大的刺激是日本，甲午中日战争失败，让所有人意识到旧的方式不行，必须进行变革。鸦片战争只是激起一点波澜，甲午中国战败，一直不放在眼里的小国日本通过西方技术维新图强，则让所有人一下惊醒。随后爆发了所谓的维新变法，梁启超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对后续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康有为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物，他的人品并不太好，当时的变法过于激进，而且缺乏长远眼光，他本人的思想也很传统，对于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则完全不懂。
梁于变法之后流亡日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这时候也是他一生的黄金时期，发表了许多影响深刻的文章，向中国介绍了民~主、立^宪等这些先进的政^治理念。梁的名声也是这段时间起来的。
梁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随着见识增长，逐渐改变自己的理念，早期追随康有为保皇，后来与孙等人讨论后认为需要进行革^命建立共`和政*体，后来游历美国后又认为中国不适合美式共*和制^度，通过君^主立~宪，逐步过渡，最终实现民~主共和，希望通过改良进行政^治改`革，这时候跟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梁当时观点很清晰明确，甚至预测到了暴-力革^命后导致的军阀混战，这场论战，其实意味着中国有识之士对政_体国_体的思考，以及如何改变几千年帝制的考量。革^命`党当时并没有多少深刻的看法，大部分都过于牵强，但是通过这个辩论，其中的思想理念，对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启发还是很大的，许多一开始迷信革^命的人转而开始拥护梁的主张。
在这些舆论趋势的影响下，清政府为了维护稳定，不得不进行改变，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试图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考察结束后的报告奏折，实际上是找的梁启超和杨度草拟的。这场改革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在缓慢的推进，直至到辛亥革^命终止了它的进程，并不能算是失败，它只是夭折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孙的功劳，大部分是梁的文章所造的趋势，胡适评价说，“阅报时，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梁所推进的，是一次思想的革^命，就像洋务派早期遇到的守旧势力一般的传统思想，是对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革^命，他推翻了传统中国士大夫那套理论方法，引进了新思想，开启民智，对于中国人的思想启蒙起着重要作用，影响了整整一代读书人，日本之所以快速相应改变，就在于其国民思想负担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没有顽固思想的阻挠，李鸿章也许早就取得了变革改良的胜利，政^治的根本在于人心，人心齐，则任何事情都好做，欲变革体^制，引进技术，不能单靠行政力量强推。人心到了，上层不用行动，所有人都会主动要求变革。从这一点上来看，梁功莫大焉。
可惜民国建立后就不是梁的天下了，虽然他当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务，但事实上并没有实权，也没有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他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后来袁复辟帝制，梁与蔡锷等与之决裂，再造共^和，后面军阀混战中梁更是没有多大的影响了。梁本身书生气太重，在具体政治参与细节上，还是有很多欠缺的，就像卢梭一般，政治主张理想化居多。
毛早年读书时很崇拜梁，并深受其的影响，1958年曾评论梁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毛的评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梁死后，由于国民党当政，像胡汉民这些人恨透了康梁，早期革^命派跟保皇党的争执中，无论是募集资金还是政^治论战，都处于下风，胡更是咬牙切齿的说康老儿如何如何，梁也被他列入同党，所以当时蔡元培提出要国民政府发褒扬令褒扬梁任公的时候，胡汉民极力反对，后来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各种曲折，民众无法得到正常的教育，思想禁闭，这些历史和事物，都退居幕后。
甚至直到今天，梁的巨大影响以及他所做的贡献也并没有处于它应有的地位。但是随着人们思想日益开放，信息越来越容易获得，以及知识界的人对于历史开始客观的考证，我想梁任公有朝一日，总会得到应有的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