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很长，本来是打算拆成两篇的，觉得有点麻烦，而且这两部分的内容拆出去之后又显得有些单薄，就放到了一起，分成了两个章节，方便阅读。

 
do ut des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传统的宗教。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宗教观念与古罗马的宗教观在底层逻辑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型宗教，而更接近于一种高度世俗化的功能性多神体系。
这种功能导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连神学的边界都被彻底消解了，在中国，不同宗教体系的神甚至可以互相客串，对于信徒而言，神祗的出身和教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解决问题。
这与罗马人所谓的“do ut des”（我给是为了你给）宗教观是一样的，将神人关系定义为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契约交易。这种模式不要求发自内心的虔诚，只要求外部形式的精准。只要你按照规矩供奉了香火、行了祭拜之礼，完成了特定的仪式投入，神明就理应提供相应的庇佑作为回报。
这种极致的实用主义，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信仰生态，人们不关心教义的真理，只追逐单纯的灵验。最起码花钱买心安，跟中国人传统的花钱办事的心态是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宗教行为视为一种对超自然权力的贿赂，哪里灵就去哪里拜。
这正是该体系在逻辑上的重大隐患所在。
当我们把神人关系简化为交易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类似中世纪赎罪券的逻辑陷阱。如果神明的庇佑可以通过香火钱或仪式来购买，那么罪恶和过失自然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来抵...

中国古代传统的封建统治当中，整个官僚系统并不是很庞大，最低的一级仅仅到达了县令。再往下，传统的官僚体制就鞭长莫及了。
而在广大的乡村里边，是什么维持着整个社会的结构呢？不管是官方刻意为之，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我们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称为“宗族士绅”的底层自发治理结构。
宗族有很多特点。毕竟都有同一个祖宗，大家靠血缘关系聚集到一起，依靠孝道和服从，再加上冥冥中祖宗的威望，使得一些规则以及协作得以推行。各种大小事务可以聚集到祖宗祠堂里议事，家族也可以资助那些孤儿寡母，或者集体请先生教族中子弟去读书。
而族中那些有名望的地主，以及一些读过书、有一定功名的秀才举人阶层，如果没有在朝廷中供职而是回到家乡，那么他们就形成了族中跟县官（也就是政府）相互联系的一个纽带，这就是所谓的士绅。对于政府任命的县官来说，他并不了解本地情况，需要通过这些士绅跟底层居民进行沟通缓冲；同时，这些县官们还会雇佣一些本地人形成他的管理班子，也就是所谓的胥吏。
这种基层自治结构在中国存在了一两千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乡”。这看起来似乎是很好的一种治理方式，它极大减少了朝廷的人员，而且还能在基层形成一种自发的秩序，各种各样的小事内部处理，很多纠纷直接被族长、长老们化解掉了，而不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去管理。
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答案是否定的。宗族士绅这种基层自治的模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下面我们就从它的几个缺点来进行...

我们上一篇已经讲了，宗教信仰可以约束人的道德行为，这篇我们就深入探讨一下，真正把这一条给做到，而且能发扬光大的基督教会。

首先看完这篇文章的标题，相信你一定在心里思考保罗是谁。某种程度上来说，保罗可能是对我们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可能你会表示怀疑，一个连听都没听说过的人，怎么可能对我们的历史进程影响这么大呢？
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述，可能你就没觉得那么惊讶了，保罗是基督教真正的创始人，看一下基督教会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就可以推测出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如果你不认可基督教对我们现代世界的影响有那么大，那我们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看一下。
比如说一周有七天，礼拜天休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基督教带过来的。
再比如，今年是公元2025年，这个纪年是以耶稣出生开始计算的。事实上这些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自然而然的，并且习以为常的东西，甚至我们都忘记了去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源自于基督教会。
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医院，早期也都跟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现在熟悉的大学模式、学位授予、甚至毕业穿的学士服，都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教会。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最初都是由教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神学、法律和医学。“博士”、“硕士”这些头衔，最初是教会颁发的教书许可证。今天的学士服和方帽，其实演...

这篇文章是后边一系列几篇文章的第一篇，本来都是写到一起的，后来发现实在是太长了，按照不同的主题拆分了开来，后面会逐渐的一一整理发出来。

我们首先从孔子的一段话开始，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的大意就是说只有君子才是真正的讲道理道义的，而小人只讲利益。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句话，但是读过之后呢？想必大家都是觉得“啊，说得对”，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很少进行深入思考。实际上，传统儒家拥有一套非常完善的道德理论，讲究“仁义礼智信”，这些确实都是很好的大道理和道德标准。
然而，理论虽好，但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缺乏实践，也就是说如何让人去践行这些理论呢？这些仁义道德说起来冠冕堂皇，如果人们不去践行的话，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话吧，比如说，“小孩才讲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我们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说，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就该这样。可是我们再对照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如果只讲利益的话，那按孔子的标准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小人了，反而小孩子才是真正的君子。
也就是说真正的讲道理，所谓的儒家的那套道德标准的话，对一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只不过都是嘴上说说而已。没有人按照儒家的那一套理论去践行。如果真的有人严格的执行这些儒家道理的话，我们甚至都能之为知行合一的圣人了
我们再看一下君子和小人这两个词。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最近有个金水河贴瓷砖的事情，我不是想评论这个的，算是个引子吧，这篇文章里的东西是我想了很久的了，借这个机会写下来。
有传说说金水河是子产死了之后太穷，没有钱下葬，然后老百姓捐献各种金银，但是他家人不收，大家就把这金银投到了他封地这条河里边，所以才取名叫金水河的。当然这只是传说，没有历史考证。况且一条河处在黄河边，几千年来经历多次泛滥，即便有也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河道了。
子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且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对他给予足够的重视。左传里关于他的很多记录都足以编入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子产不毁乡校》这篇文章，论深度论讲道理论各个方面，都是值得写入教材的。我们看看我们教材里边的那些文章，比如说烛之武退秦师吧，同样是关于郑国的记载，然而却是通过技巧权谋挑拨离间来达到目的，说实话，并不值得作为千古名篇教育我们的后代，而子产说的，“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这些才是作为中华文明的价值观真正值得高中生背诵的。
韩愈专门写过一篇子产不毁乡校颂，可见这篇文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连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都赞不绝口的文章，难道不值得我们编入教材吗？
子产关于治国的道理同样也很深刻，“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这篇《子产论政宽...

五一我专程去江门新会，拜访了下梁任公的故居，并且顺路到翠亨孙中山的故居看了看。这两个晚清影响巨大的人物，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关于历史上的任何事，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会给一个基本的定调，比如某些人有什么贡献，某些人有什么影响等等。

可惜这些东西往往被一些背后的东西操控着，并不能给出真实的结论，特别是对近一段时期还有影响的，或者当事人还在，如果是重大事件的当事人，那么他们一定身居要位，对这些人和事的处理和定性都会趋向于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方向。

人的想法是个复杂的东西，但是人群的想法，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如果有人善于观察总结这些规律并加以利用，那么就可以做许多事。对于人群行为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取向，或者说是舆论思潮。

梁启超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处在权利风潮浪尖的人物，一般善于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或者叫造势，利用人群中的某些内在的东西，轻轻激发点拨调整，从而改变事物进展的方向。

梁和孙两个人现在的地位和评价，很好了体现了这些观点，孙被不切实际的夸大，而梁则被严重的忽视。而当时他们两个产生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去过南京的中山陵的人，都会有感于其气魄宏大，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墓，恐怕都要甘拜下风。

孙中山早年的时候曾经上书过李鸿章，陈述利弊，希望变革，当时他多半是想谋取一官半职，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非纯粹的革^命，后来可能是不得志才转向...